应海康，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
文章来源：日知录新说
柳暗花明忆青春
应海康
一、年少记忆
我于1957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父母都是军人，供职于武昌高级军械学校（简称“武高”），父亲担任行政职务，母亲先是任苏联顾问的翻译，在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后，转任学校的外语教员。我对于自己年幼时的武昌记忆很模糊，印象中夏天极热，夜晚难以入眠，一丝风没有，触摸到任何东西都觉得烫手。高温下食物极易变质，床下七八个西瓜，接连取出三个切开，全是坏的，直切到第四个才勉强可吃。吃到嘴里还热热沙沙的，像在温水里浸过。
我家在一个矮小山包下，后来才知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楚望台”，不远处还有一座“首义门”。小山上有个高炮连驻地，每周那儿放电影，银幕悬挂的位置正对我家后门，这让我有机会观看了不少影片，只不过看个热闹而已，有时看着看着还睡着了，记忆中没留下多少电影的印象。
年至四岁，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是部队家属，基本食物有保障，我没饿着，但吃得并不好。曾经有一次家里为给我们补充营养，买了一对长毛兔。买回来仅一两天，神奇的事就发生了，这对长毛兔居然生出了八只小兔，毛色灰黑相间，像绒球一样满屋子乱跑，可爱之极，可能因为有这个意外，父母一直没忍心宰杀这对兔子。
过了不久，我患痢疾住院，全家在周日去医院看我，回家后发现装兔子的铁丝笼空空如也，大小兔子一只不剩，被人偷走。我出院回家后得知此事，伤心了好一阵子，脑海中第一次有了这个世界还有坏人的印象。
1962年，武高与哈军工炮兵系合并，在南京组建了炮兵工程学院（简称“炮工”），父母先期赴南京，奶奶随后带我和妹妹从汉口登船赴南京。
那是我第一次坐轮船，很新鲜，很兴奋。上船时，我一只手拿了个黑面（大麦面）馒头，一手拿了个咸鸭蛋，这种馒头现在号称“健康食品”，但当时是不招人待见的杂粮，颜色深褐，其中掺了少量白面粉，口感粗涩，还微微有股子酸味。现在市面上的杂粮店、馒头铺常见有大麦面粉及蒸好的大麦面馒头卖，那颜色一看就是掺了大量白面粉，杂粮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曾经在杂粮店见一顾客问店主大麦粉里是否掺了面粉，看到店主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没掺面粉，我就想笑。
船靠南京下关码头，部队有车来接家属和行李。我坐在车上的行李堆中，晃晃悠悠睡着了。醒来已到新家，母亲给了我一块月饼吃，我顿时觉得南京比武汉好，还有月饼吃，虽然那是一角八分一块的苏式椒盐月饼，但比黑面馒头强多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儿时的记忆多与食物相关，直到现在，我对月饼仍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再多的月饼都不会被浪费。
炮兵工程学院位于钟山南麓的孝陵卫，占地约一平方公里，树木蓊郁，环境清幽。植被之盛，据说为当时南京各单位之冠。随处可见成片的松林、竹林，无论是教学区还是宿舍区，到处植有成排高大的白杨树及其他树种，尤其是靠老宁杭公路一侧围墙边栽种的桃树，绵延近一里。每当桃花盛开时，乘车由高处沿路而下，一片花海，恍如桃花源境：“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院内还有五六处鱼塘，不禁垂钓。夏夜暴雨前，重一两斤的甲鱼往往爬到塘边路上，俯拾可得；暴雨过后，鱼塘淹水，大小鱼虾随水溢出，有在家门口即可捉到几斤重者。我们一群小伙伴，各持脸盆，用泥、石、树枝临时筑成小坝横截房屋附近一段水沟，将水戽干，往往收获颇丰。
院内住宅区分布疏阔，其间有大片空地相隔，种植了小麦、大豆等。麦子长成，我们在麦田里踩出蜿蜒曲折的小径，把它当作“青纱帐”，或是称之为《地道战》的“地道”，匍匐穿行其间，捉迷藏，极惬意。夏夜常见萤火飞舞，忽明忽暗，四野宛如仙境。夏日蛙声一片，入秋虫鸣唧唧，一派田园景象。少年游戏甚多，钓鱼、摸虾，打鸟、掏鸟窝、粘知了，打弹弓仗，摸桃摘果，捅马蜂窝，打泥巴仗……玩得不亦乐乎！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充满童趣，无忧无虑。
平静的生活在1966年被彻底打破。那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风暴，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一夜之间，几乎以往所有的正常观念和秩序被颠覆，令人无法想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昔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人生起起落落，应接不睱。所有人都在红色的海洋中载沉载浮，作为紫金山小学三年级的我，除了造自己的反，烧了心爱的《水浒传》小人书，更多的是做个无奈的旁观者和被动的参与者。好奇、兴奋、震惊、恐惧、悲伤……各种情感如过山车一般在岁月中交替体验。
随着社会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小学教学也基本瘫痪，一切让位于革命运动。先是“停课闹革命”，学校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后来虽然又“复课闹革命”，上学也只是虚应故事。学习压力减小了，属于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了。
那时我还没有对人生及未来命运做成熟思考的能力，但畸形动荡的年代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对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构在苦闷和彷徨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对人性的极度压抑，对强制进行的单调、乏味、空洞的思想灌输的本能抵触，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读书成为最大的乐趣。我阅读每一本能够到手的中外文学作品，兼及政治、文化、军事、科普类书籍。到了小学五、六年级，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上，记得从朋友处觅得一套竖排繁体字版的《水浒传》，虽然书中多处页码被破除“四旧”撕掉了，我还是如获至宝。
为了让阅读的快感能持续更长时间，我给自己订的计划是每天只读四回，晚上8点上床，拥被而坐，捧书细读。天寒冻手，看一段就把手放在被子里焐一下，遇精彩处更是反复回看。古人说“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一乐，我深有感触。好书不厌百回读，中青社出版的姚雪垠著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大32开彩色插图本，小32开黑白插图本我都分别看过几遍，熟到该书在“文革”后期修订出版，我一看就知道哪一处是修改过的，无需对照。
我为了借书可谓费尽心机，我几次看到比我年长几岁的孩子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商借无果，我发小家中就有，每次商借都疙疙瘩瘩，不太痛快。我发现他家中养了猫，就提议用我打的鸟喂猫，条件是他用小人书来换，终于如愿以偿。
在阅读的众多书籍中有本不太为人所知的小说，是由童恩正先生写的《古峡迷雾》，对我未来的人生和职业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描写了一位考古学家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在三峡的山洞中找到了秦灭巴蜀后，巴人最后的归宿地，从而破解了历史上的巴人失踪之谜。
这本薄薄的小书我前后看过近十遍，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考古学的兴趣。与现在考古学成为显学不同，在那个年代，考古学的专业书籍非常稀少，1972年，自“文革”初停刊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复刊，我多方收集和订阅那几年出版的这三种杂志，把它们当作自学的入门读物反复阅读，虽然不是系统学习，但还是积累了不少考古与文物的相关专业知识。
1974年，经南京博物院魏彩萍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时任南博考古部门的负责人赵青芳先生，他后来担任了博物院副经理。赵先生16岁即随其姐夫——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参加了浚县辛村、辉县琉璃阁、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界第一代学人。赵先生不善言辞，朴实敦厚，貌似寻常人，实则古道热肠，长者风范。对我不时的造访，赵先生从无不悦之色，对我请益的各种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闲谈时更缕述考古界逸闻轶事，令我感到兴味无穷。
海康自幼喜欢文物考古，成年后梦想成真，真的进入了这一行当
赵先生历经政治运动洗礼，行事谨小慎微，即使在家说话，也时常压低嗓音。对我提出借参考书的要求，他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去图书室帮我借了，其中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民国版卫聚贤的《古钱》，博物院仅有的一套《商周彝器通考》，甚至线装的《制钱通考》，这些书在当时的珍稀程度远胜于现在的奢侈品。对我这样的初学者的帮助可谓是雪中送炭。在当时的环境中，赵先生和我都知道今后从事考古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先生始终鼓励我：“学吧！你年轻，以后总是有用的。”他的煦煦长者之风，对我的谆谆教诲，我终身铭记。
1975年夏，我从紫金山中学高中毕业，前途只有两种选择：留城分配工作，或下乡当知青。我作为长子是可以留城的，但妹妹只比我小两岁，我如果留城，她就必须下乡。当时也不可能预知1977年她高中毕业时正逢恢复高考，她先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父母虽没有明说一定要我先下乡，但从态度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对女孩下乡的忧虑，再说当年留城的分配方案也出来了，都是些大小集体单位，包括菜场、商场、饭店，我个人觉得与其干这种工作，与下乡滚一身泥巴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在1976年3月，我正式落户到南京马群公社大庄大队知青点。
二、沦为小工
炮兵工程学院于1966年由军队院校转为地方院校，更名“华东工程学院”，简称“华工”。华工与马群公社合办了个知青点，马群公社同意接纳我们及未来几届下乡的华工子弟，交换条件是借助华工的资金、设备、技术打造属于公社自己的社队企业。而名曰“知青点”，实则掺入相当数量的当地农村青年（回乡知青），使得这个知青点有别于单纯由城里下乡知青组成的普通知青点。这个“创举”，动机一目了然，是以我们为人质，要挟华工在培训自己子弟的同时，也要培养公社农民，一旦时机成熟，即接管、控制知青点，以作为向华工提出种种诉求的筹码。因此切不可低估农民的智慧，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农民。
由于知青点房舍均未开建，除了留下少数人散住在农民家外，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还留在城里，由知青点委托华工安排到各下属单位当临时工。这样，我们成了最早的“农民工”。
我和另三位同伴分在土木组（今称“基建处”），没有固定工作岗位，上班时间准时到，临时指派当天的活，也就是看守工地，搬运建筑材料，扎钢筋，浇制水泥板……做的最多，也是我们最喜欢干的是随车装卸建筑材料。当时国家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八吨卡车，全车漆成绿色，车头扁圆，有人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大青蛙，非常惹眼。华工也买了一辆，开车的张师傅参加过抗美援朝，车技好，脾气爆，烟不离口，开起车来又快又稳，坐在车上有风驰电掣之感。特别是空载时，我们或站或坐卧于车厢内，有如兜风一般。我们常去上元门拖沙；上汤山装石料。每当车子装沙子及细碎石料时，喜欢恶作剧的伙伴李少锋可逮到机会了，沿途的行人常被他抛下的砂石弄得灰头土脸，没等行人回过神来，“大青蛙”已绝尘而去。一次途经马群街，李少锋将一块有婴儿拳头大小的石子扔向人群，巧巧落在一位去菜场买菜的老者手挽的空菜篮中，老人听到声响望向菜篮，好奇地捡起这天外来石仔细端详，困惑地抬起头观察四周，不明所以地摇头。见此情形，李少锋乐不可支。因屡屡得手，胆子越来越大，李少锋开始专挑衣着光鲜、年轻貌美的女孩下手，差点惹出事端。
一日我们刚从上元门装了一车黄沙，车经军区大院门口的黄埔路，行到中段，只见一侧有两位年轻漂亮、穿着入时的女孩，正骑着新的26女式自行车，迎面骑来。李少锋捧起一大把沙子使劲戽了过去，撒得女孩满头满身都是，沙粒还打得自行车轮子噼里啪啦响。女孩当时懵了，停车察看，并迅速锁定了我们那辆车为元凶。由于我们的卡车速度快，已经开出一段距离，到了转弯路口，正常她们骑车是赶不上的。偏巧当时路口亮起了红灯，卡车停了下来，与事发处不过两百米距离。
俩女孩调转自行车就追了过来。李少锋大惊失色，脸都白了，我们另仨人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自行车渐行渐近，已能清楚看到两张白皙脸庞的愤怒表情了，平生第一次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千钧一发，红灯转绿，卡车开动，拉开了与自行车的距离。两位女孩追不上了，气得破口大骂：“臭流氓！”类似这样的无聊事情，当时还有很多。
我们做小工前后有几个月时间，虽然经常干重体力活，但总的节奏比较轻松，仗着年轻体力好，累了，睡一觉就能缓过来，但有一次挑战生理极限的活令人难忘。一次我们四人随“大青蛙”去南京水泥厂装水泥，装车是由水泥厂负责，无需我们动手，我们管卸车，并将水泥搬入仓库码放好。
“大青蛙”紧靠仓库门停好，我们四人卸车。八吨水泥，纸袋包装，一袋50公斤。我们干了近一小时，累得直不起腰了，而天已渐渐黑下来，水泥才卸了一半。随车押送的夏科长本来一直悠闲地坐在驾驶室抽烟养神，这时也着急了，催促我们加快速度。他是武汉人，乡音未改，对我们喊：“好好干，好好干！干好了明天请你们吃小笼包子！”我们又累又饿，夏科长用小笼包子来吊我们的胃口。其实最想早干完活的是我们，同样重量的水泥袋，越卸越觉得更重了似的。等最后干完了活，我们每个人都灰头土脸，头发呈灰褐色的雾凇状，沾满泥灰的脸被汗水冲出一道道沟壑，回到家已是晚八点多钟。
而夏科长承诺请我们吃的小笼包子，我们始终没吃上，我们开玩笑问过他几次，他总是爽快地说：“明天，就是明天。”一晃几十年过去，后来再没见着夏科长，一次发小聚会，说起夏科长还“欠我们一顿小笼包子”呢！一问，同伴说他早过世了，好像没活过60岁。这么乐呵的人，居然享寿不永，让人唏嘘不已。不过我一直相信他要请我们吃小笼包子，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知青点集体宿舍建好后，我去住了约一个半月，这是我下乡近三年中真正体验知青生活的日子，也终于找到了自己身份的真实定位。在华工做临时工时，吃住在家，按时上下班，业余时间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感觉和城市职工没什么两样。可当我们几个人拖着一板车南瓜去华工贩卖时，感觉就不一样了。之前谁都没有在大庭广众之前叫卖的经历，我们把板车停在华工2号路的转盘处，那是很多人下班的必经之路。因为那里从不允许摆摊设点，所以很快引起行人的好奇，我们就学电影《小兵张嘎》里卖西瓜的吆喝方式：“南瓜，南瓜，又新鲜又便宜的南瓜，快来买啊！”先是有一人停下问价，很快就聚拢来了一群人，我们卖的南瓜的确比公家菜场新鲜，开的价比自由市场还便宜，于是人们纷纷购买，其中有人认出了我们，问：“你们不是院里的孩子吗？”我们只好作一番解释。人们纷纷议论，也很同情，说这些孩子不容易，大家都来买吧，让他们早点回去。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车南瓜卖的一个不剩。此情此景，令我们在心里感动之余，也意识到了彼此身份上的差异，不禁感慨自己已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还有一次在家门口掏粪的经历也特别令人难忘。
华工住宅区以居住户数命名，我家住的“200户”都是二层楼。楼后均建有水泥化粪池。当时农村化肥稀缺，多依靠有机肥，人畜粪便都是有机肥的首选。由于华工门禁较严，加之自己的农场也有需求，“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允许外人进来掏粪。于是我们的生产队就以知青点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进院掏粪了。当掏到我家门口前的化粪池时，来往经过的邻居们都纷纷和我打招呼，令我心中惴惴不安，而更有人惊呼：“海康，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呀！”
我自从到了知青点就从未照过镜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黑，从他们对我上下打量的眼神，能看出我当时那副形象，除了晒黑的皮肤外，卷起的裤脚上溅满的点点粪水和汗水湿透的衣衫，确实有些不堪。虽然没有自惭形秽，但看到他们同情的眼神，我心里还是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知青点的居住环境不好，一间大房间住十几人，睡的是木架子支起的木板床，窗户没有纱窗。六月份是黄梅天，室内又闷又潮，空气浑浊。干了一天活，出一身汗也无法洗澡，灯光昏暗，晚上无法看书。蚊蚋奇多，在黄昏的灯光下麕集成群，看上去像一团一团的雾。白天蚊帐都不敢收起来，晚上更是早早上床，把蚊帐仔细掖好，我们开玩笑说，这蚊子能把床“抬”起来。关灯入睡，能听到蚊群飞动发出的沉闷嗡嗡声，此起彼伏，令人烦躁不已。以至于后来上大学时，古汉语考试，在要求翻译的古文章节中看到“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句子，立刻就联想起知青生活的那一幕，从而不假思索地写出准确译文。
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收拾蚊子的办法：在脸盆内壁涂上肥皂水，利用肥皂水的粘性去粘蚊子，我把这一主意和大伙一说，大家纷纷叫好，立刻行动，几个人手持涂抹肥皂的脸盆，来回在蚊子密集处兜剿，一会儿功夫，脸盆里面迅速变成黑色，居然真的粘着许多蚊子，当晚大家都踏实地睡了一觉。可是没过两天，蚊子们卷土重来，声势依旧。我们徒唤奈何，只好放弃追剿，学会与蚊子共处。
知青点有食堂，由知青自己当厨和管理，花钱不多，吃得很差，仅能饱腹。早餐馒头稀饭就咸菜，中晚饭一般只有一个素菜，主食是干饭、馒头。除了荤油炒菜，很难吃上荤菜，干一天活下来，食欲特别旺盛，肚子里没有油水，明明吃饱了，却仍有饥饿感，于是人变得很馋。
某日午餐，一菜一汤，实在提不起食欲，便学他人，上菜地摘几只青椒，在炒菜锅里干煸一下，滴点酱油，吃起来便觉得是道开胃的菜。临时来帮厨的人与我打小关系比较好，看左近无人，示意我把饭勺递给他，我傻乎乎地问要勺子干嘛，弄得他很紧张，说：“你别管，给我！”他在盛放炒菜用的荤油罐里挖了一大勺猪油，快速插到我饭碗里，接着又舀进一勺热汤浇在饭里，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别作声。于是我美滋滋地端碗回宿舍，看着一朵朵油花从碗底渗出来，那心情真可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在知青点有项经常从事的工作是采砂，大庄大队在靠近麒麟门附近的白龙山的砂场，赭红色砂岩很软，用工具很容易击碎成粉状，建筑标准不高的房子可用作江河砂的代用品。因长期挖砂，小山边上形成了一个断崖，因我对考古有兴趣，平时养成了观察地层的习惯。我发现在砂场断崖正上方的黄土层中，有砌得很整齐的砖块，中间有方孔状已被淤土填满的空隙，正是书中描述的六朝墓葬中常见的排水道。
根据目测，我判断与这个排水道相对应的墓葬应该在距地表及断崖非常近的位置，很容易就能挖掘到。有这么个唾手可得的考古实践机会太难得了，不能轻易放过。我盘算了一下，知青点加上我有七八个壮劳力，顺着排水道的方向纵向开条深沟，半天就能挖到墓顶，即使墓已坍塌，最多两天即能发现墓室位置，届时再通知博物院来人接手清理，我可以见证整个发掘过程，获得知识和经验。
我把我的发现和计划告诉了知青点的同伴，他们立刻来了精神，恨不得明天就直奔白龙山。唯一的障碍就是要说服知青点的领导同意。公社派到知青点的是一王姓队长，复员军人，瘦削的中等个，两腮无肉，小眼睛，烟瘾大，平常总阴着脸，话不多，给人高深莫测之感，不是个遇事好通融的人。这时我想起赵青芳先生曾说起过，农村很多农户用挖出的墓砖盖猪舍，我们知青点正要盖猪圈，如果我们以此为理由可能更容易说服王队长。
计议已定，第二天采砂时，利用休息间隙，等王队长抽完第一支烟，很享受地点燃第二支烟时，我就告诉他我的发现，并现场指给他看，把我的想法包装得自认为很美好，完全是从为知青点建设做贡献的角度出发。只见他用铁锹杵在下巴上，微侧着头，嘴角叼着烟，小眼眯缝着，貌似很专注地听我陈述。我说了挺长时间，他居然耐心听完了，中间也没打断我，我暗自高兴，以为肯定说服他了，毕竟这对他只是职权范围内能做主的很小的事情，只见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用带江宁口音的南京话对我大吼一句：“你（lǐ）发疯喽！”说完气哼哼提着铁锹喊：“干活干活！省得你们闲得没事，瞎想八想！”
我和在场的伙伴面面相觑，苦笑着拿起工具继续干活去了。我的第一次考古实践就这么流产了。后来王队长的这句话成为我们知青间互相调侃时的口头禅，当我们要表达对对方意见和行为的强烈否定时，会模仿王队长的江宁土话腔调，向对方叫喊：“你发疯喽！”
应海康（前排左一）一直钟爱考古，后来刚上大学时，与考古专业的同学混在一起出去实习
三、锻工两年
随着知青点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次开展，建厂的准备工作也提上了日程，知青点要求华工接收了几十位知青和农村青年分别到华工实习工厂的各个车间学徒，涉及到车、钳、铣、刨、铸造，锻造，电焊等各工种，由王队长一句话：“你个子大，有劲，去干锻工吧！”
就这样，我和另外三位同伴在1976年底就到了华工实习工厂三车间锻工班正式成为学徒，此后近两年，我就在锻工班干,一直到考上大学为止。
对于实习工厂我不陌生，家父曾在这家厂当过厂长，但我从未想过会以知青身份来厂里当学徒，还是干的铁匠。之前对于铁匠的印象都来自文艺作品。在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有一句描述西藏地区传统上对铁匠歧视的话：“铁匠的骨头都是黑的。”感觉铁匠不是个好营生，否则天下三百六十行，怎么单挑铁匠说事？果然，初到锻工班，一位张师傅给我们做了简短的致辞，用忆苦思甜的口吻说：“旧社会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他们看不起我们铁匠，叫我们是‘铁匠鬼子’，只有到了新社会……”他讲得很投入，但旁边围观的几位年轻师傅却不时挤眉弄眼，嘴边挂着略带不屑的微笑，可能他们刚刚分配到锻工班时，张师傅也是说的同一套话。
后来我发现，虽然铁匠们常以这种方式自嘲，但恰恰不是出于自卑，现实中反而是以最正宗的无产阶级自居，有以吃苦为荣的职业自豪感，显出那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精神风貌。真实的情况仅从两点即可看出这种自豪感的虚幻：锻工的工作服是我看到的各工种的工作服中最脏的；锻工班十二位正式职工中有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位是老夏，华工六五级老员工，“文革”中不知什么原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后发配到锻工班“劳动改造”；另一位是老张，厂供销科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下放到锻工班“劳动”。这种处置方式固然可以解读为让有问题的人到产业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群体来接受思想改造的洗礼，但从一般人的角度直观看，就是因为铁匠活又脏又累，是最适合惩罚性质的重体力劳动。虽然那时铁匠们的“主人翁”意识是虚幻的，但“主人翁”的情怀是真实的，他们待人诚恳，纯朴热情，有包容度，有同情心，对自己群体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一视同仁，这种人情味在那个肃杀的年代是很可贵的。
入门学艺的基本功训练颇有仪式感。依照师傅吩咐，我们在车间门口埋了一根长1米多、直径约30公分的木桩，模拟铁坫，张师傅先给我们演示运锤的动作要领：抡锤下击时，锤面要与坫面齐平。然后我们手持8磅的铁锤开始轮流试练。打桩持续了三天，直到把树桩打的支离破碎，仅剩一半高度的时候方才结束。
之后就开始了正式学艺。锻工分模锻和自由锻，前者加工成批量的标准件，后者加工非标准件。自由锻更接近于传统的手工锻造工艺，带我们的是王林师傅，河北人，锻工班中资格最老，1948年即进入东北军械修理所，退休后还享受离休待遇，在工人群体中还是极少见的。他身形魁梧，近一米八的个头，单就形象言很符合一般人对铁匠的认识。王师傅走路有些拖脚，动作迟缓，目光有些呆滞，总给人精神不振，反应迟钝的感觉。没事的时候也不搭理人，心不在焉的样子，要么就是打瞌睡，唯独到了干活的时候，王师傅完全变身为另一个人，只见他精神抖擞，目光锐利，动作敏捷，左手用夹钳夹持烧红的锻件，右手持小锤，我和另一伙伴各持大锤面向王师傅分立于铁坫两侧，王师傅用小锤点击到锻件的哪一部位，我和伙伴的大锤就分别锤击到那一部位。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点击完锻件后在铁坫上敲击一下，似乎是在催促我们加快节奏，他点击的速度有时相当快，我们俩轮流击锤，上下翻飞，时常都跟不上王师傅的节奏。这时我们就领教了铁匠的暴脾气，他脸涨得通红，暴怒般吼叫：“干啥吃的？快快快！打打打！”我从小没被人这样大声呵斥过，顿时惊慌，手忙脚乱，又丝毫不敢松懈，咬紧牙关，运动全身的肌肉，卯足了劲，狠命跟上节奏。一轮猛击下来。终于听到王师傅的小锤在铁坫上敲击了两下，示意我们停锤。我和伙伴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紧张和压力，顿时松懈。冷汗热汗出了一身，我们二人互望一眼，满满的沮丧和无奈。几分钟锻件重新加热后，前面的过程又重新来过一遍……根据锻件的工艺复杂程度，这个过程重复三四遍是常事。一个活干下来，除了累就是被王师傅的吼叫声震荡得耳膜嗡嗡响。感觉到自尊心颇受挫伤，我和伙伴闷闷不乐，彼此无话，各自去休息。而王师傅活一结束，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人向隅，重又恢复了那种木讷的状态。
有了几次干活的经验，我们都打起精神对待王师傅，一切看他脸色，听他吩咐，就这样也不行。有几次王师傅一上班，坐在椅子上发呆，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也不吭气，站他旁边等待。过了好一阵，他好像突然从梦中醒来，看我们空等着啥也不干，一下急了：“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赶快生炉子干活啊！”我们赶紧打开鼓风机，生火，加煤……有了这次教训，我们变得特别勤快，一上班，先点炉子，作各项准备工作，谁承想他“梦游”回来，又是一番疾言厉色：“谁让你们生炉子的！今天这边不干！”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种无所适从的状态经过一两个月的历练，随着对锻造工艺流程和对王师傅性格的了解才逐渐改善。
王林师傅的性格在铁匠这个职业中具有普遍性，“趁热打铁”的工艺特点造就了“铁匠鬼子”的燥脾气，大嗓门，都是特定情境下的表现方式，而一旦活干完了，便是一副若无其事、人畜无害的样子。相处时间长了，王师傅的另一面也展现出来，他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很随和、憨厚，甚至有几分天真的人。他怕老婆，常说的话是：“我老婆说的”如何如何。有一次上班，我们感觉他身上有哪儿不对劲，仔细端详一番，原来他一只脚穿着军绿色胶鞋，另一只穿着高帮蓝色回力鞋。我问是不是急着上班把鞋穿错了，王师傅略显不好意思，回答：“这是我儿子的鞋，两双鞋各有一只坏了，我老婆说这两只是好的，就让我穿了。”引得我和伙伴们好一阵乐。王师傅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和他开玩笑，他也从不生气。他喜欢剃个平头，我们有时顺手摸摸他的头，他也乐呵呵的。
王师傅文化不高，认识的字可能还是在扫盲班学的，但他空闲时却经常喜欢拿个树枝或铁丝，在锻工车间的泥灰地上写字作消遣，写完还左右端详一番，似乎在欣赏书法，颇为自得。王师傅也有“铁匠鬼子”群体时常表现出来较粗俗一面，常爆粗口，说黄色段子。这与铁匠历来居于社会底层，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精神的调剂，文化水平低又限制了他们的更高追求，只能趋向于低级趣味。
1977年，历史进入新的转折。“文革”已结束，百废待兴。锻工班居然迎来了史上最红火的时候。本来因为实习工厂的性质就没有固定的产品和生产任务，何况锻工班只是华工实习工厂三车间下属的一个班组，更无义务去改变因循的状况。而此时锻工班班长朱明友师傅想大干一番事业。朱师傅是东北人，七级工，为人精明但不失爽直，做人原则性强却不失随和，心里盛得下事，有话说在明处，做事雷厉风行，干活身先士卒，不走歪门邪道。所以在锻工班镇得住，有威信。
实习工厂产能闲置，一般人熟视无睹，朱师傅却要出这个头。他听说南京汽车制造厂的锻造厂因援外任务紧，产能不足，就主动前去联系，表示愿意承接南汽锻造厂的汽车配件花键轴、套筒扳手毛坯的加工业务，一时间锻工班成了实习工厂最繁忙的班组。反射炉烈焰飞腾，汽锤轰鸣，完全是那个年代拨乱反正的步伐节奏。朱师傅的这番作为得风气之先，不仅在实习工厂，即使在整个华工范围内也变得非常抢眼，锻工班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朱师傅作为先进代表出席了江苏省“第一届工业大学大庆会议”，锻工班在1977年、1978年两次被授予华东工程学院“大干社会主义锻工班”的荣誉称号，锻工班全体人员的合影和事迹介绍贴在华工主要干道二号路的宣传橱窗里展示，一时风头无两。虽然我们除了辛苦和汗水，没得到任何物质奖励，但还是感到与有荣焉。朱师傅也一战成名，为最后一直升到实习工厂副厂长铺平了道路，当然这是后话。
四、火热迎考
正当我在锻工班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时，听到一个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消息。一天，我和发小姚晓明在去工厂的路上，他郑重地对我说：“据可靠消息，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了。你也应该预做准备。”我没当回事，因为高考、上大学，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遥远的事。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只是在工农兵中通过基层推荐，象征性地考试录取，记得有部电影《决裂》说的就是与这“新生事物”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镜头，在“代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招生负责人质疑一位铁匠江大年文化水平低，不具备上大学资格时，“代表正确政治路线”的负责人高举起江大年的手臂，向大家展示了江大年手掌上厚厚的老茧，铿锵有力地说：“就凭他手上的老茧，就有上大学的资格！”我以为恢复高考，与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无大区别，戏称：“你我凭铁匠身份和一手老茧，是不是有机会上大学？”事实证明，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误判，等其后得知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时，已错失了几个月的复习时间。倒是硬着头皮参加了1977年高考，结果连第一轮江苏省组织的初试都没有通过，数学以8分的成绩考的分外扎眼，有朋友笑我：“你怎么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数学成绩一样高呢？”
初战失利，意料中事，未影响我继续努力的情绪。我最大的短板是数学，用力多而收效甚微。其他几门文科考试科目，语、政、史、地，我充满自信，但也面对复习资料缺乏的问题。当时没有统编教材，缺乏对考试范围内容的清晰界定，各地各单位往往是凭经验分别编了许多复习资料，内容纷杂。我所在华工是工科院校，文科的复习资料奇缺，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四处搜罗，有些资料甚至是用发黑的粗纸油印的，到手的所有复习资料没有一本是南京地区相关单位编纂的。
相较于资料有限，复习时间少更是问题。赶巧的是复习迎考的时间与朱明友师傅带领锻工班大干社会主义的时间相重合，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自由锻没有要紧活干时，我们全都被抽调到模锻帮忙。
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加料，送料，反射炉生火后，我一次性将百把件几斤重的45号钢料填入炉膛，待目测炉内温度已达1300度时，因炉内各部位的钢料受热程度不均，我必须像炒栗子一样，用拇指粗、三米多长的铁钩不断地在炉膛内上下左右翻动，先烧透的料及时用铁钩钩出，通过传送带传送给汽锤锻造。要把握送料节奏，还要留意炉温变化，注意炉中钢料的受热状态，及时与烧炉工打招呼以控制炉温。南汽每来一批料，加工周期约10~15天，每天都是满负荷运转。每当我上班走到车间门口，看到几吨的钢料堆成小山一样，头皮都发麻，知道这半个月是闲不住了。
1978年夏，是我在南京所经历的最难忘的一个夏天，不仅因为气温高，持续时间长，也因为锻工班迎来了南汽外协任务最繁重的时刻，这时距7月20日的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了。烈火和酷暑的双重考验到了，有了这番经历我才算明白为什么打铁会被民间视为各行业中最苦的行当之一。为及时交货，锻工班全员上岗，两台汽锤同时开动，我供料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反射炉喷出一米多长的火舌，虽然炉口装有厚铁皮制作的防热罩，但站在炉前两三米开外，仍然有令人窒息的热辐射扑面而来，厂房内本已很高的气温由此进一步加热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两台直径70公分的大功率落地电扇斜放在我身后两侧1.5米左右的位置，持续吹送，风力之大，连汗湿贴身的工作服都吹得鼓胀起来。即使如此，在热浪翻滚中也丝毫感受不到凉爽，只能逼退一点反射炉的热浪。铁钩伸进炉中，扒不了几块料就在高温下发白、变软。稍一用力，弯钩就变成直棍，抽出来在反射炉壁上兑弯复位，扔进盛满冷水的铁槽中，随手再抽出一把炉钩继续扒料，热力所及，连护目的墨镜都被炙烤得滚烫。与平常出汗的感觉不同，真正置身于极端高热的环境中是感觉不到出汗的，直到一天活干下来，脱下当天新换的工作服，看到背面结满白色的盐霜时，才会意识到出了多少汗。
和我一起承担供料活的是因犯了“生活”错误而被厂供销科下放到锻工“劳动锻炼”的老张。他是上海人，皮肤白皙，面庞清秀，年龄不到40，有洁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劳动布的工作服一天一换，不像我经常是穿了几天，自己都觉得脏了才洗。从他干活时略显笨拙的动作就知道他很久没从事强体力劳动，让他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也真是难为他了。他干活时比较讲究，脖子上还围块白毛巾，半天下来毛巾就变黑了，脸也被烤的通红。可就是在这最苦最累的关键时候，老张知道我已临近高考，每天干活都提前来接我的手，并示意我去更衣室休息看书，到了该我替换他的时间，老张直接摇头拒绝。老张的深情厚意，让我感念至今！
一直苦熬到了考前一周，由于当年国家规定考生可以有7天假期准备应考，才终于赢得宝贵的喘息和冲刺时间。
我们属于马群公社的知青，考场设在马群中学，位置就在宁杭公路的北侧，考场距公路仅20多米，路上车来车往，噪音杂沓，尘土飞扬。考试前一天允许考生参观考场，我所在的文科考场被安排在校园最靠近公路的教学楼，所有南北面的窗户全部敞开用来通风，考场内的课桌椅是所有考场中最破旧的。可能是考生太多，又是每人一桌一椅，实在不敷使用，只好把以往淘汰的存放在仓库里的旧桌椅拣出勉强能用的来应付局面。当我找到座位时，一看就傻了，我的课桌不仅是教室里最破旧的，桌面凹凸不平且不说，用三块木板拼成的桌面有两条长十余公分的缝隙，缝隙最宽处达三公分，用最大号的垫纸板也遮盖不住，且塑料垫板薄软，写字一用力，空洞处必凹陷，影响书写效果。这还没完，我坐到方凳上，双肘置于桌面模拟书写的动作，桌子竟然会前后左右摇晃起来，左右摆幅竟达十几公分。回家后思忖得找块尺寸、厚度足够大的垫板。无意中从阳台的杂物堆里发现了一块可能是过去家里做家具时用剩下的三合板，面积有一半课桌面大小。足以覆盖破损的那部分桌面，巧的是板子边缘还留了块刀把形的凸面，正好可以当拎着的抓手。至于桌子摇晃的问题没法解决，只有尽可能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了。相信共和国高考史上，于考场中正襟危坐，始终维持着端庄凝重考姿的人，我肯定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华工专门为在马群公社考场考试的院子弟派了一辆能乘坐数十人的大客车，考试的三天内定时免费接收，大大方便了我们，节省了许多时间和体力。当我很夸张地拎着自备的考试“神器”上车时，顿时引起众人的好奇，纷纷询问是何用途。一番解释后众人皆笑，有效缓和了考前的紧张气氛。进考场时，监考人员也觉得不可思议，颇为狐疑地把这块三合板翻来覆去检查了一番，确认木板非作弊工具，并将其放在我的考试桌面进行比对勘验过后，方才无话。可惜这块为我高考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垫板，共和国高考历史的重要见证物，由于我缺乏像我班周连春同学那种对现代文物的保护意识，考后随手就将它丢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至少我应该把当年使用这块垫板的缘起及考试时间、地点、过程、成绩都简单地记述在上面，传给我那不肯下苦功学习的女儿，也是个励志教育的好物件啊！
历时三天的考试很顺利，虽然高温近40度，但由于考试时心无旁骛，感觉到汗流浃背已是交完卷走出考场之后。那课桌也争气，坚持到了最后考完也没散架。我自我感觉考试良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水平，特别是最担心的数学，前面的五道计算题全部做出来了，后面的应用题琢磨了半天，没摸到门径，只好放弃，交卷时挺轻松，觉得这么难的题目，我做不出来估计别人也做不出来。历史考试出了点小意外，名词解释中的“官渡之战”，在我拿到的所有历史复习资料中都没有，而我根据小说《三国演义》对官渡之战的描写做出了正确答案，唯独不知道年代，这肯定要扣分的。我这人视力较好，彷徨之下，无意中看到我前座位的考生试卷上清楚地写着“公元200年”，字体还写得特别大，再用眼角余光扫了下邻座的试卷，也清楚地写着“公元200年”字样，我想这肯定不是偶然，他们的复习资料可能有我没有的版本，只要补上这个年代，名词解释就必是满分。但这时心里又纠结起来，以往在中小学，平常都是别人抄我的作业，考试时都是别人抄我的答案，现在让我抄别人的答案，内心颇有不甘。于是在这关键时刻，我居然守身如玉，毅然决然地没有把这个年代写入答案。考完回家对母亲言及此事，母亲大笑，说你怎么这么傻，说你又没有作弊，无意中看到了正确答案还不写上。“这不是普通考试，是可能影响你一生命运的考试，要寸土必争啊！”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刻，之后也无数次追问自己当时这么做是不是迹近迂腐？明明自己已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高考就是生存之战，却还固执“暗室无欺”的道德底线，对欤？错欤？
在期待中终于等来了发榜时刻，总分只有346分，数学分数比我预想的还低，五道计算题只对了四道半，计得23.5分，出乎意料的是文科生中数学考的比我好的比比皆是，这让我预感这次考中有点悬了。考前我还信心满满，只填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个报考志愿，别的一概不考虑！待两所学校的录取线公布后，与我总分相差几十分，心里一时凉透了，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挫折感。“心事浩茫连广宇”，未来前途在何方？十分煎熬！
然而，运气不期然而降临。11月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有一天突然有消息说，南京一些高校计划在1978年高考落榜生中扩招一批学制三年的专科生。我能否挤上这一年的这趟至关重要的末班车？心中既有绝处逢生之慨，又生忐忑不安之盼。12月上旬，终于收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专科班的录取通知书，12月15日正式报到！
报到之前，我揣了两包“大前门”香烟去和共同战斗了两年的铁匠师傅们告别，所有人都真诚地祝贺我，朱师傅脸上也笑开了花，颇有几分自豪地说：“我们锻工也出了老员工！”王林师傅没说什么，就是憨憨地笑。
曾在工厂与我朝夕相处、也甘愿帮我多干活让我有更多时间复习的陆自发师兄，平日极喜开玩笑，那天话反倒不多了，临别时嘴唇哆嗦了几下，说：“小应，混好了别忘了我们这些铁匠鬼子！”走笔至此，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同样，泪水也不禁盈满眼眶。
应海康（前排左三）终于考上了大学，这是与同班同学在南京中山陵
五、大学闯关
老员工涯是从走读开始的。每天6:30分起床，早饭因为员工食堂不卖饭菜票给走读生，还要自带中饭。7：00出发走一公里到小卫街去赶5路公交车，到中山门再转6路，这一时段正是上班的早高峰，我随身的书包加上饭盒显得鼓鼓囊囊的。车一进站须奋力向前，经常被挤得前仰后合。到校后先把饭盒放到食堂专为走读生准备的蒸饭笼屉，再赶到教室上课。午饭时间即到员工食堂放置的笼屉中取自己的饭盒。虽然员工食堂不卖饭票给走读生，但允许走读生在食堂内用餐，可能是考虑天寒地冻，让走读生露天用餐于心不忍，也避免走读生三三两两如流浪汉一般在校园游荡有碍观瞻。吃完中午饭即于教室休息，或读书或凭桌小憩。如果没有桌子，就扒在平板的扶手椅上打个盹对付一下。走读约半年后，也允许我们在食堂购买饭票就餐。一年多后，也给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家离校较远的走读生安排了宿舍。
由于专科班入学时间晚，第一学年的上学期临近结束，实际授课时间不过一月有余，所以学校取消了专科班的期末考试，一律以“及格”为期终成绩。所以专科班学制三年，实际在读的时间只有两年半，这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吧！
按照专科学制的规定，1981年暑假即为正常毕业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二学期临近结束时，命运又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记得是1980年7月中旬，暑假前一两天，突然有传闻，称学校决定将78级700余名专科生全数转为本科，这让我们无比惊喜与期待。正当我们望眼欲穿，期待进一步的消息之际，仅隔一天，又传来确切消息：这一方案被否决了，改为有条件的专科转本科方案，即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率为10%。按照常理，这么重要的事，应该有正式的公示和通知吧？但我们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告示，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如班上的南大子弟传递过来的消息。至于考试的科目、复习范围、准确的考试时间一概不知，只有一个笼统的说法：下学期开学后考试，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特例。既要考试，又不知道具体科目，各人就要按自己的理解开始了复习。我的推测是中外通史、英语必考，我的英语是弱项，对英语的恐惧仅次于数学，所以把大部分的复习时间花在了英语上。
复习期间，我与班上同学，历史系邱树森老师的公子邱禹保持了联系。约八月初，邱禹告知系里确定让吕作夑、孟淑庆两位老师负责中国史考试拟卷，瞿季木老师负责世界史的拟卷。三位老师均未曾给我们授过课，这种安排应该是基于公平的考虑，让所有考生都无法预知老师出题的重点和偏好。但邱禹特意提醒我，吕作夑老师对中央集权制相关的学术课题很有兴趣和心得，没准考试中会出相关考题。
我赶紧把胡如雷先生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拿到手边，其中对中央集权制度有大篇幅的论述，足以应付考试的需要。可惜我始终未对邱禹给的提醒给予足够重视，自以为是地认为以往的教学中从未对中央集权制度有专门讲述，考试肯定不会出教学大纲的范围，过于抽象或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在常规的考试之中。所以复习期间我许多次想读一下胡如雷先生的著作，最后一刻都抱着一丝侥幸打消了念头。
8月中旬，邱禹告诉了我最终的考试科目和方式：只考两门，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英语不单独出卷，仅有一段短文翻译，作为世界史考卷的一部分，分数仅占20分，且允许查字典。这时距预估的考试时间已不足20天，复习才算走上正轨，对这次考试，我投入的精力和专注程度均有过于高考。因时间紧，竞争者均在同一起跑线上，名额少，并无胜出的把握，但出于自尊心，绝不能考得太差，贻笑于人。
9月1日开学，正式通知下达，考试时间定在开学一周后，印象中是9月7日。但同时又规定了新的参试资格，必须平时各科成绩平均达75分以上才有资格参加专升本考试，这一下班级有好几位同学在经过一个暑假的苦读后，却被取消了资格，无缘人生的一场重要决赛。这事不提前通知，是很不恰当的，伤了一些同学的自尊心。
7号的考试分两场，上、下午各考一门，上午考中国史，试卷前一部分是名词解释，我做得非常顺手。待看到问答题就有点懵了，三道问答题可自由选择两道，第一道题就是“中央集权制的起源和历史作用”（大意），第二道题是我极拿手的，题目现在倒是忘了。第三道题是“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有哪三种学术观点，你同意哪一种观点，并陈述理由”（大意）。第一道题是失了先机，疏于关注，肯定是无法选的，第三道题也非我所长，我对近代史没有兴趣，哪知道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三种学术观点？但形格势禁，只能硬着头皮做。也算是急中生智，以常理推测，三种观点无非是全面肯定，全面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大方向既定，就可以自由铺陈了，我以第三种观点持论，侃侃而谈，简直讲得自己都信了！总算没有考砸。但从答题的总体效果看仍不理想，尤其是上半题过于取巧，三种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及其持论的基本依据均付诸阙如，识者一望即知是蒙的，这道30分题最多也只能给三分之二的分数。走出考场，心中颇为黯淡，邱禹的提醒终于变成现实，举手之劳便可占得先机，却与幸运擦肩而过，徒唤奈何。正想与陆续走出考场的同学讨论问答题的得失，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问起名词解释中的“践土之盟”的正确答案。我肯定地告诉他们《辞海·历史分册》中有，因为我对《历史分册》中的辞条烂熟于胸，一看到“践土之盟”名词解释，脑海中瞬间出现的就是《辞海》中的辞条，连字体大小及格式都有如照片般清晰，但同学都众口一辞，说《辞海》中绝无此条目。我们分别拿出《辞海》翻找，果然没有“践土之盟”这一辞条，后来才得知全班考试中只有我一人做出了这道题。出题的孟淑庆老师后来在一次授课课间休息时特地问班上同学：做出“践土之盟”的同学是哪位，我想见见。同学赶忙唤我上前，孟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功底不错，好好努力啊！”殷殷之意，溢于言表，令人感怀！
专升本考试成绩揭晓，专科班共四十人，按10%的录取率，衣志强、我、郑会欣、高华转入了本科班。其中高华非常幸运，他在考前一日正好看了《光明日报》学术版整版刊载的一篇专门论述“中央集权制”的学术文章，现学现卖，一发而中，他和第五名的王玮据说分数仅差3分，如果不是他碰巧读到了那篇文章，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幸运的还有一位在另一文科专科班的朋友，平时彼此看着面善，见面都打招呼，专转本考试之后曾在校园中相遇，他先向我表示祝贺，说他考的成绩不理想，没考上，言下怏怏，我也只能安慰他几句。而事隔一个月，与他又在路上不期而遇，他老远就神采飞扬地和我打招呼，和上次见面判若两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也转本科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奇怪他上次明明说他名落孙山，怎么还会咸鱼翻身？经他细说，才知道专升本除凭考试成绩外，还有一条规定，平时考试成绩平均分数90分以上者可以免试直升本科，我这位朋友压根儿就忘了他的平时成绩是具备免试资格的。事后系里不知怎么也发现了他的成绩让他具有免试资格，但专转本工作已经完成，又不能把凭考试成绩录取的人拉下来，无奈之下，最后由系里向学校说明情况，又由学校特批了一个专升本名额给我这位朋友，结局可谓是皆大欢喜。造化弄人，许多事确非人力可及！
转入本科后，专科班要好的同学都开玩笑说，你考上了要请兄弟们喝酒。我知道他们没考上，心里多少有些失落，特别是那几位因平时成绩没达标，未能参加考试的同学。心情郁闷是肯定的，但他们都没有因此而对我有负面的情绪，非常有风度地对我表示祝贺，说我考上他们是“服气的”。
其实专科班同学很多人的成绩是很好的，各有所长，从毕业后到退休，许多人的学术成就远超于我，这就是证明。虽然我考上是努力的结果，也有临场发挥碰运气的成分。为了表示对同学们抬爱的感激之情，我在四川酒家花了三十几元摆了两桌宴请同学，因不好意思向家里多要钱，向施建刚同学借了八元还是十二元记不清了，最后大家是酒足饭饱，尽欢而散。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举债。
考上本科，自感人生目标的实现已超乎预期，可谓“虑不及此”，于愿足矣，没有更多的追求，学习的节奏也就放缓了。第四学年的上半学期，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已把该修的学分修得差不多了，没有什么课程压力，普遍很轻松，我却把没有修满的20个学分全部压到了这个学期，1981年国庆假期后的一个晚上，我和宋黎明同学结伴去文革楼教室晚自习，边走边聊着轻松的话题。
那时小宋正准备报考王绳祖先生的国际关系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这上面来，他说已经着手复习了，一副很自信的样子。接着我的话头，小宋突然问我：“你的基础也不错，为什么不考研究生？”我说我比你们多考了一次，已经所得过望，也有点累了，反正毕业分配基本上哪来哪去，留南京应该没问题，歇歇脚再说。小宋倒认真了起来，分析了我面临分配的可能情况：固然你留南京的可能性很大，但你既非党员，又非班干部，还是外来户（指我是两年后再转入本科班的），留南京的名额有限，争的人必多，不一定轮到你。而你考研究生，铁定是能留南京的，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才是最可靠的。命运的改变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小宋这番话一下点醒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又下了考研的决心。至于考研专业的选择，我的兴趣是在先秦史，本系招收的研究生专业与我兴趣相近的只有刘毓璜先生的“先秦思想史”，倒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考研面临的困难是时间紧迫，为修满学分，我用去整个学期的时间。1949年以来历年的考研时间都在一二月份，本来我是没有复习备考时间的，但唯独1982年的研究生考试时间改到了四月初，命运又一次垂青了我。
1982年的春节是1月25日，放寒假即已临近春节。对门邻居康金龙送了幅挂历给我，挂历上印的是南京博物院藏的明代锦衣卫画师殷偕的《鹰击天鹅图》，很有气势。我当时觉得要再战江湖，画中寓意极佳。后来到南京博物院工作，也是一年春节，我和同事汤高峰共同策划《明清书画展》，我指名要展出这幅画，本来书画非我所长，小汤奇怪我为什么独独青睐这幅画，我道出原委，小汤立刻说把这幅画挂在展厅入口处的中心展柜的正中位置，说希望这幅画为所有人带来好运。
大年初四，我把应试科目需用的各种参考书搜罗整理了出来，正式开始复习备考，这时距正式考研的时间只有整整两个月。与专科转本科考试情形相似，这又是一场遭遇战，拼的就是斗志、毅力和实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战胜不可预期，但可以一战的自信还是有的。得益于专科转本科考试时曾对中国古代史狠下了些功夫，基本不用再花太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我把复习的重点放在先秦诸子典籍和令人头痛的英语上。我先着手把先秦诸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归纳，罗列抄写在横格信纸上，完成后竟积成厚厚一沓，足有几十页，每天都抽出固定时间熟读，之后是反复背诵。那时年轻，记忆力好，大段的文字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背诵下来。
我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英语上，我预感考研成功与否最大的变数就是英语。好在对英语我并没有对数学一样的恐惧和抗拒。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在紧张的复习中度过，生活千篇一律，如同机器一样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没有任何娱乐，每天复习到晚间11点左右。其间我的情绪也在各种不利消息的影响下产生过短暂的波动，如刘毓璜先生本年度只招收一名研究生，据说竟有11人报考，报考的人数多倒也罢了，还是强手如云……
这些消息令人压力倍增，但其时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鼓勇而前。临考前一天是4月2日，我和宋黎明一致决定不能再复习了，到这个关口，复习已倾尽全力，没复习到的一天时间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彻底放松一下，于是我们决定把这两个月想看而没看到的电影都去补看一下。先从市中心影院正在放映的第一轮电影看起，再在报纸上找地点较偏的电影院放映的第二轮电影。记得那天至少看了三部电影，最远跑到了下关电影院，着实过了把看电影的瘾。
4月3日是考研的第一天，考场设在文革楼东面一楼的阶梯教室。班上几位考研的同学结伴同行，提前到了距考点仅一步之遥的图书馆门口。据陈红民同学回忆，那天南大图书馆门口樱花盛开，丽日晴空下，灿若云霞，我对此却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上午第一场考试就是英语，自古兵家慎于初战，而英语是考研各科目中我最没把握的，表面虽然故作镇定，实则心下惴惴，面对美景竟然无心观赏。可见我的心态，不如人家陈红民同学来得轻松——陈同学后来连上硕、博，后来又成为著名民国史学者……
进入考场，拿到封于牛皮纸信封内的试卷，第一次因紧张竟然没有撕开，定了定神，才决然地将封口撕开。我平时应考的心理素质尚可，再紧张，只要拿到试卷心就定下来了。答卷的过程还算平顺，到最后英译中的短文时，要求可在两段短文中自选一段进行翻译，粗看下来，两段短文都有不少生词，其中一段短文内容大致讲的是核辐射的危害，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生词更多，所以立刻就决定放弃。另一段短文虽然也有不少生词，但幸运的是我猜出了几个对理解整篇短文大意的至关重要的关键词，如“tobacco”一词虽不识，但相关联出现的词汇有“cigarette”，因为我平时吸烟，又收藏烟标，所以对与香烟有关的信息较熟悉，虽然不喜英语，单词常记了忘，忘了再记。但“cigarette”是“卷烟”，不是“cigar”（雪茄）却是一遍就记住了。再由卷烟想到“tobacco”的读音与吴晗文章中介绍烟草先是由西方传入日本，于明代由日本再传入中国，称“淡巴菰”，显然日本是音译西方人对烟草的称呼。
应海康（后排站立吸烟者）上学时爱抽烟，没想到这也曾给他后来的考试“加分”了！
弄清了这两个关键词，整篇文字即可推测其主旨是说吸烟与健康的关系。还有一段话的翻译卡在一个生词“plus”上，后面联缀了“health warnings on packages”，我认识是“健康警告”和“盒子”的意思，我马上联想到有人说过国外在香烟盒上要求印上“吸烟危害健康”一类的文字，当时国内香烟包装还没有要求印上此类文字，这样猜“plus”应该表示“印上”“加上”，整段话的意思就知是在烟盒上印上健康警告。“tobacco”在短文中出现三次，“cigarette”出现六次，再加上正确翻译出了那一段话，为我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分数，而这居然得益于吸烟这个不良嗜好。同学陈红民的英语考分比我高近20分，但可能是因为不吸烟的缘故，他误把“卷烟”翻成了“雪茄”，凭空失了几分。
第二天的专业课考试很顺利，一扫前一日的沉闷，可谓落笔酣畅，尤其是“先秦思想史”考试，在问答题的答卷中每叙述一个观点，必附上大段已了然于胸的引文，自觉考出了气势。
考完后，我盘点了一下各科成绩，最没把握的是英语，预估的分数是50分左右。等待发榜的过程十分煎熬，既希望尽快看到结果，又担心等来的是坏消息。英语、政治的阅卷情况无人知晓，两门专业课的试卷则是刘毓璜先生亲拟批改，我找到了刘先生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陈效鸿，他毕业后留系任教，我们称之为大师兄。他为人热情随和，告诉我，他看到刘先生阅卷，但试卷装订成册，凡与考生有关的信息都封缄了起来，即使刘先生也无从知晓是谁的考卷。但刘先生言及有一份专业课的试卷，他非常满意，说这个人功底不错，答题时竟能引用大段原文，我听了大喜过望，很自信地告诉大师兄：“那份卷子就是敝人的！”后来当我成为刘先生的员工后，曾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帮刘先生校对其著作《先秦诸子初探》，其中有些引文一时找不到出处，我将这些引文抄写罗列后就教于刘先生，刘先生随口即将引文的出处一一报出，我一向自诩记忆力多么了不得呢，而在刘先生面前，我方悟到自己那点水平，实属小儿科了。刘先生说，他那部著作的所有引文，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前辈学人的深厚学养，真是我辈后学难以企及的，这也可能是刘先生对我的试卷印象颇佳的原因。
考研分数公布后，不出所料，专业课分数都高于我的预估，只有英语分数我估算的最为精准，51分。在同专业的考生中，我虽总分、专业课分数第一，但因为英语不及格，排在了录取的第二档。当时的排位标准：所考各科均及格者为第一档，一门不及格者为第二档，以此类推。录取考生应在第一、二档中选取。还规定，录取的考生在教育部统一命题的考试中虽不及格，必须达到当年教育部确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1982年教育部规定的英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0分，我仅以比这标准高1分的成绩侥幸过关，真是喜不自禁，而又不免后怕：如果不是那段英译中短文让我蒙对了部分单词，得以攒够了那宝贵的几分，其他科目考得再好也会功亏一篑。
凭成绩我已名列前茅，赢面颇大。但听说其他同专业考生有全部及格、排第一档的，不知会如何取舍。最终的结果公布前，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一日去系办公室有事，正好在三楼楼梯口碰到行色匆匆的邱树森老师。因为与邱禹的关系，我与邱老师很熟，那时邱老师已是系里的负责人之一，应该知道些录取情况，还没等我开口，邱老师就知道我想问什么，边走边笑着对我说：“放心吧！你肯定没问题了。回家向父母报个喜吧！”闻听此言，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难以形容，愣神半天，竟忘了向给我提前透露这个喜讯的邱老师道声谢。这一情景被定格在了我脑海中，永生难忘！
应海康1985年获得的硕士毕业证
我在那个年代，从18岁到28岁的青春年华，从一个知青、农民工、铁匠到考入大学专科、本科、硕士，人生随着时代的轨迹发生了巨大逆转。我自觉在同辈中是个幸运者，总是在迷茫中能走出困境。因此，我常怀感恩之心。如今韶华已逝，渐入晚境，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始终记得毕业时恩师刘毓璜先生对我的临别赠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凡事要看开些，不要太纠缠于过去，遇有难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只要你肯努力，没有做不成的事。”虽然在此后的人生中我也曾遭遇沟沟坎坎，但我从不抱怨，坦然面对，尽人事，从天命。
谨写下这些粗疏文字，纪念我人生旅途中的难忘岁月，深深感谢那些曾经在困难时教导并扶持我的师长、朋友、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