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防治与政治隐喻

——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读书报告

干霖

对于医疗史的历史学解读从来不仅限于医疗学科本身的发展历程。医学手段在治疗身体的同时，也成为了文化与政治隐喻的载体，对疾病的医治象征了一种技术性的统治，深刻影响了政治的表现和社会的反应。就当代中国史研究而言，医疗社会史因其资料的丰富性与题材的相对开放性，伴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正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教授的作品《送瘟神：毛主席的驱虫运动（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以下简称《送瘟神》，引用仅标注页码。）便聚焦于血吸虫病这一困扰中国已久的公共卫生问题，选取上海市区、青浦县、余江县作为典型案例，依托实地考察和大量文献资料，分析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中共采取的防治举措，对中央与地方的决策和行为抽丝剥茧，考察这一运动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展示了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以下简称血防运动）与政治结合，化身为一种政治隐喻的路径，并总结出了一套在资源投入有限的条件下应对感染病的普适模式。在今天的后疫情时代，她的观点或许能够为我们带来对当前局面的新的思考。

米里亚姆·格罗斯，中文名高敏，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目前任俄克拉荷马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与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联合聘任教授，研究范围涉及1600年来的东亚、晚清和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史、科学传播史、旅游文化史等。《送瘟神》此书便脱胎于其博士论文。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代中国研究项目和复旦大学的支持下，她搜集了大量有关血防运动的档案、报刊、回忆录、采访、照片等资料，实地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从多个维度深入探寻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始末。国内外不乏关于中国血吸虫病的专门研究，但国内的成果多将注意力放在社会动员和成功经验方面，缺少对于全局的反思。本书依据详实的史料，详细分析了血防运动在各个时期的方式变化和不同结果，将中央与地方；医疗、科技与社会、政治相结合，勾勒出运动从屡屡受挫到取得显著成就的成功路径，打破了大众关于血防运动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单一片面印象。而作为海外学者，作者也敏锐地把中国的血防运动放在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大环境下进行解读，归纳可供他国借鉴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杨念群先生在分析晚清以来“东亚病夫”的称谓时指出：治病由单纯的医疗行为变成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后，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¹。这一将医疗问题政治化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对血防运动的研究。本文将简要概括全书内容，重点梳理和分析作者认为该运动在政治隐喻的作用之下由卫生运动演变为政治运动、并在更深层次重构“科学”“迷信”等抽象概念的逻辑，借此理解防治背后的医疗与政治的互动和博弈。

1. 主要内容介绍

全书一共分为四部分，从血吸虫病进入中共中央视野开始落笔，随后深入分析地方对于血防运动的回应,最后从现象抽象出结构，指出了血防运动背后的政治逻辑与裨益。

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介绍了血吸虫病得到中央关注的源起、又是如何在毛泽东与公共卫生部对运动的直接领导权之争中上升成为卫生工作的第一优先事项，并简要概括了整个运动的发展形势。血吸虫病直接与国家机器相联系是从1949年5月，在松江和青莆进行水域训练的解放军遭到感染开始。特殊的病患身份使得血吸虫病首先作为军事问题进入领导人眼中。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落实，血吸虫病对疫区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1953年，松江县的适龄青年因患血吸虫病而无法服兵役的比例高达73.6%（页16）；作为农业大国，血吸虫病造成的劳动力减少、疫区大量土地抛荒等负面影响对新中国经济状况的打击更甚；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水平又直接关系其政治积极性。1949-1955年，公共卫生部迅速开展血吸虫病防治模式探索和试点工作，并与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一系列行动综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急需改换国家落后面貌、彰显制度优势的现实需要，这也使血防运动带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血吸虫防治又是如何在众多地方卫生健康问题中跃居第一优先级呢？除去领导人对感染状况的个体体验以外，这同样与他们对此寄予的政治期望有关。在地方上，血防运动有利于整合乡村力量，为农业集体化提供动力；在中央，毛主席则借此向公共卫生部发难，批评他们存在忽视农村地区、缺乏中医参与、未能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等问题。1955年11月以后，防治运动转而由毛主席直接掌舵，以期通过中共及个人的直接领导，开拓一种新的卫生事业运行模式，同时确立党在专业技术领域的绝对权威（页30）。

随后，作者将目光下移至地方，第二部分围绕血防运动在基层遭到的抵触，指出了运动在权力结构与经济方面潜在的阻碍。基层干部对血防运动的支持程度是决定运动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他们需要承担示范、组织、激励、监督、与村民建立和谐关系等多重职能，是动员群众的主力军。但如果地方在运动中表现得过于强势，必定会对中央权力造成挑战，加之资源配给有限，种种因素都削弱了基层的积极性。面对初期的窘境，中央选择改变组织架构，建立领导小组，在地方开展工作。然而由基层干部负责的防治站与由省健康部指导的领导小组隶属于两个体系，互相挑战对方的权威，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冲突。如果说权力结构的缺陷尚显得对民间社会影响有限，经济考量则成为了更有力的因素：由于血防运动的资源消耗以及对劳动力的分散，基层干部经过利益权衡，往往会优先考虑短期的经济利益；50年代初，巨大的治疗费用缺口使得村民对于运动望而却步；低微的医治收入与国家补贴同样困扰着医务人员，尤其是中医。血防运动的开展同时是一场利益的博弈，运动一开始的碰壁正反映了地方各股力量对种种因素的权衡。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推动运动前进的三股力量：教育、预防、治疗。为了促进科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血吸虫病，群众教育作为血防运动的重要一环在基层发挥作用。图文、电影、讲座、展览会……种种教育手段看似考虑周全，绝大部分都与农村的文化水平不相适应。作者认为，群众教育的作用其实在于为村民提供理解血吸虫病的语境，从而为预防和治疗手段发挥作用提供前提条件。就预防而言，虽然国家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血吸虫病的预防在执行中也得到了较多的人力财力投入，“预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强加在群众身上，作为一项卫生工作的概念本身却始终未能被理解。加上预防措施与乡村传统观念屡相冲突，又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理解偏差，被模糊、歪曲，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作者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治疗才是三者中间实际上最有效的环节。然而由于技术力量的匮乏、药物使用的风险、住院条件的有限等，它也长期为村民所恐惧和抵触，直到“文革”前期，政治热情消解了前文所提到的各种阻力，治疗成为最有效的防治方法。三股力量同时发力，将运动带向高潮。

第四部分创新性地从概念与结构入手，阐释了公共卫生运动与政治隐喻结合带来的对“科学”、“迷信”的观念重构，提出了“科学整合（scientific consolidation）”和“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两个关键概念，分析科学技术的普及如何改变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结构，塑造一批“又红又专”的基层干部。“文革”时期，由于原先的官僚机器被打碎，重建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专递和事务处理机制显得尤为紧迫——这正是通过科学整合实现的。农村干部负责收集地方情况并向上汇报，他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党制定目标和推进运动的过程中，不需要武力或官僚制度从中协助，便能实现科学的信息整合。不论我们如何理解科学，基层干部在具体的工作中必须采用科学方式这点毋庸置疑。高级干部和知青的下放客观上促进了知识向农村传播，乡村青年在接受培训、掌握科学工具后将其运用在工作中。“科学管理”不光是他们落实工作的工具，更成为了他们政治表演的凭借。干部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数据表演出工作的科学性，既顺应了科学整合的需要，事实上也促进了科学手段的推广和防治效果的提升。而这些因素直接导向“文革”期间血防运动的高潮。

最后的结论章中，作者在横向上将中国的血防运动与WHO的疟疾防治运动对比分析，一成一败，昭示了毛时代坚持长期防治的正确性和特殊时期建立特殊防治结构的有效性。纵向上则叙述至改革开放时期的血防运动转向和2003年“非典”爆发以后运动的复苏，为历史回顾划上了句号。但血吸虫病防治依然处于进行时，过去的防治模式也仍具有现实的启发性。

2. 血防运动的政治化路径：发动、动员与再造的政治

根据作者的梳理，血防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一共产生了三次高潮：“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1990年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前两次高潮是重点论述的对象。仅是根据时段猜测，我们很容易将卫生事业和政治运动相联系起来。而考察长时段的血防运动，它从发动到结果都与政治的隐喻密不可分。血防运动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蕴含了中央与基层的复杂的政治想象。

从运动的发动来看，如本书第一部分所言，在国家的考虑中，病人首先被视作兵源与农业生产劳动力而纳入治疗的范围，而不是作为一个生而拥有生命健康权利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血吸虫病在层层的信息传导中被抽象化，在领导人眼中不再是单纯的卫生问题，而是一个军事、经济问题，最后被政治化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对象。防治运动变成“对一切落后事务的斗争的象征”（页18），开展血防运动成为中共巩固执政正当性、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在地方对血防运动认知的重构中也体现了出来：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干部有意识地运用了“长征”、“斗争”、“反抗”等话语，将血吸虫病防治塑造为一场对抗敌人的政治军事行动（页110）。而在领导层内部，血防运动掌舵人的变更同样与政治运动和政治观念密不可分。1955年底，毛主席从公共卫生部手中夺取了血防运动的直接指挥权，并将其上升为卫生健康部门工作的第一优先事项。权力的变更不仅暗含政治精英对职能精英施行打压的阶级斗争隐喻，也与毛和公共卫生部的观念分歧有关。后者主要由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专职人员组成，在运动路线上采取西医主导、重在治疗的模式，由于技术和医疗水平的限制，难以深入广大乡村地区解决问题，这与毛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复兴传统中医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由他直接领导的血防运动，从一开始便充满错综复杂的权力考量。

不同于当前医疗事业的高度专门化，毛时代开展的血防运动高度依赖基层政治领导的支持，这使得血防运动在地方的开展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反右运动和“文革”爆发后，地方政府的权威被大大削弱，权力空缺变相将地方管理的重任加在了乡村干部的身上。特定的政治身份而非专业技能赋予他们在这场运动中以主动权，相反，具有专业技能的医务工作人员如果不能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认可，便会被简单地异化为治疗血吸虫病的工具，在运动中被边缘化、落到被动地位，难以最大化发挥作用。

地方开展防治运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规模且长期的群众动员。这是中共对革命时期成功经验的沿用，动员方法本身即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特色，也是区别于同期WHO防治疟疾措施的重要方面之一。然而最初的动员情况并不如主流宣传的那般有效。在《送瘟神》第三章中，作者精确考察了50年代三个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通过详实的数据揭示了接受专业治疗所要面临的经济困窘。客观的治疗费用缺口和国家急于在短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激进构想产生了现实矛盾，导致人民对政府和医务人员的工作产生怀疑情绪。直到1966年以后治疗完全免费化，群众的怀疑才得以平息，但这也仅此而已，尚不能够调动群众投身于防治运动的积极性。作者在本书第五章对动员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追踪并得出结论：削弱动员效果的最大阻碍正是地方干部和群众将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的观念（页143）。一旦血防运动的预防措施（如集中处理粪肥）、治疗方案（如长期卧床接受治疗影响村民参与生产劳动）与农业生产相冲突，血防运动就会遭到地方抗拒，更谈不上有力的动员。影响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单纯的政治动员很难打破现实利益的诉求。只有“文革”爆发之后，革命逻辑主导下的政治斗争裹挟而起的巨大政治热情消解了群众当中的抵触心理，才使得群众动员有力地发挥了作用——这种导向本身也是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典型特点。

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在来自地方的抵抗本身时会发现，即使来自经济方面的阻碍不可忽视，这种抵触心理的形成在当时的语境下难免与政治相勾连。在权力结构内部的斗争以外，民间对血防运动的认知也充满了政治隐喻。此处作者重点考察了余江县的血防运动动员情况。位于革命圣地——江西省的农村腹地，余江县在具体的防治规划方面更大程度受到革命逻辑的影响（尤其和上海相比较）。尽管知晓药物灭杀的高效和简便，江西省五人领导小组在1957年仍然坚持埋杀钉螺的方法要优于药杀。²原因显而易见，掩埋钉螺的巨大工作量只有在高度集体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大量的人力投入可以彰显人民群众消灭血吸虫病的坚定意志；忽视化学药物的作用是在试图降低西医在运动中所占的权重。比起防疫，埋杀钉螺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尽管在实效层面，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反而加深了村民对于运动的怀疑。运动的另一个政治隐喻来自于它的区分和规训功能——这是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所擅自赋予防治工作的。在文革的前半期，余江县干部有意将血吸虫病防治的脏活累活分配给“黑五类”，期望以此对他们加以政治规训和改造，增强对血防运动的认同和支持。然而这种做法也导致民间形成了对血防工作的刻板印象，将其视为“对政治错误分子的惩罚”³，无形中强化了社会的抵触。革命逻辑就像一把双刃剑，政治化的路径为血防提供了新的发力点，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

1958年夏，毛主席读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激动写就《送瘟神》诗二首。虽然“瘟神”事实上依旧阴魂不散，这并不影响余江县作为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第一面血防红旗”，从此开始发挥示范作用。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运动被再造为一根政治标杆，所谓的“完全成功”难免带有渲染的夸张色彩，因为作为主席亲自树立的典范，它必须始终是成功的。余江县的防治工作从此直接受到中央的持续关注和政治压力；同时，在这场运动中建功立业的人员也获得了表彰和升迁的机遇，从而“增强了血防在余江地域社会中的政治分量, 使余江县域政治的‘血防’色彩得以形成且长期保留。”⁴余江县在政治逻辑导向下实现的防治成果再次被政治化，并以此为中心，向全国传递了一个再造的政治隐喻。

3. 观念的革命与“科学”的传播

毛主席与卫生部的冲突屡次围绕中西医和城乡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展开，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否定旧有权威，确立党在“科学”领域的正确性和权威性。那么“科学”概念本身该如何界定，才有利于实现这一政治目的？本书第四部分的第七章重点探讨了影响血防运动全过程中两个对立的概念——科学与迷信。在防治过程中，西医承担了主要的科研和科教任务，代表了“科学”的一面；广大农村地区对于“风水”、“瘟神”的迷信则严重阻碍了预防和治疗工作。掌舵的毛主席面临两种选择：站在“科学”的一侧，依托现代科学解决血吸虫问题；或是站在“迷信”一侧，顺应广大群众的传统惯性推进运动。但是选择本身也带来了一个政治隐患：选择任何一方，都意味着赋予其政治上的权威。若外来的观念构成霸权、营造统治空间，将会对党的权威产生巨大挑战。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径：发动一场观念的革命，对“科学”和“迷信”进行重新界定与改造，复合并用，以全新的理念指导公共卫生事业，杜绝可能撼动中共绝对权威的观念的存在（页182）。毛主席所设想的科学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合了的“草根（grassroot）科学”（页205），它不要求严格的实验规范和数据测算，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和问题导向的，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与西医的斗争中，毛严厉批评他们存在过度迷信西方医学理论知识、将中医贬斥为“伪科学”、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等错误；原本代表“科学”的西医被蒙上了“迷信”的落后色彩。针对传统文化，毛主张“破旧迎新”，坚决反对迷信，打碎旧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开辟道路。民间信仰在运动中被重新赋予意义：寺庙改建为病房、原来的墓地划为公厕用地、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中增添了大扫除活动，从载体到内容的变化反映出“迷信”一步步从生活中被移除。而在血防运动过程中，中共发扬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通过对病人人性化的关怀、培养运动积极分子、提升合作化参与度等方式巩固了在基层的权威，提高了防治运动的支持程度，从观念到行动合理合法地介入了地方开展的血防运动。

然而，在原先的西医人才被打压的同时，他们所使用的现代科学技术也势不可挡地向农村地区传播，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塑造了一批政治忠诚度和专业技能兼备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基层干部。在这点上，《送瘟神》与《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的立论类似，方小平在后一本书中指出，毛时代的赤脚医生制度客观上促进了西医在乡村地区的传播与被接受。⁵在方的研究基础上，本书作者进一步构建了基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一个金字塔结构（页225）：最上层是西医，他们参与预防和治疗环节，但更重要的是负责药物研发以及培养新一代具备专业知识的青年——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后来都成为了赤脚医生；中间一层由中医和接受过训练的护士构成；最下层则是广大基层工作者（包括赤脚医生），他们作为金字塔的基石，在向上级传达地方声音和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组织社会动员等具体执行的任务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革”期间的血防运动能够达到高潮，和这一科学工作结构的建立无疑有着密切关系。

血防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成功的背后必然暗含科学的逻辑或者结构。虽然毛在运动之初试图否定西医、否定已往的“科学”概念，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新的“科学”之意义，在实践过程中，血防运动与狭义和广义的科学都有着无法割舍的密切联系。无论是科学工具在防治中的运用、科学对基层教育的深刻影响，还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机制的建立，都将血防运动导向了成功。尽管毛试图通过政治斗争来反对旧精英的权威，在公共卫生层面，为了实现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在某些程度上表现出精英主义的倾向。培养广大“又红又专”的基层干部反过来以旧精英从事的科学教育为基础，科学得到传播，防治系统的金字塔结构也在这个语境下被颠倒，呈现出在毛时代政治影响下特殊的对立与统一。

4. 评价与反思

《送瘟神》仅用二百余页的篇幅，铺开了一幅中国50-70年代血吸虫防治运动波澜壮阔的画卷。多样而详细的资料有力地支撑起全书的论证，第四部分结合组织社会学和管理学原理，从观念与结构入手的创新性解读更是深化了本书的立论。在国内对血防问题已有相当多讨论的前提下，本书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米里亚姆站在体制外部，能够更加客观地对运动的政治化色彩予以分析解读，通过分析预防和动员的受挫和转向，打破了读者的固有印象；此外，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外对比的全球视野将中国的血防运动放入国际背景中，通过比较突出了中国防治措施的特殊性。此外，作者也注意到了血防运动初期他国防治经验输入中国的情况：接受了西方训练的公共卫生部沿用美国的防治方法，以治疗为重点，相对忽视预防；苏联未像中国这样饱受血吸虫病困扰，缺乏防治经验，其公共卫生的实践模式也通过实践证明并不完全适合于国内的疫情防治。更加突出的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长期以来被国内研究所低估甚至忽视的一个因素：与日本专家的合作。50年代初，以小宫义孝为首的日本专家代表团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一份以集体合作为基础、重在预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作方案，与毛的政治设想不谋而合，深刻影响了血防运动的开展。将本书与国内研究进行对照阅读，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于血防的全面认知。

比起单纯的医疗手段研究，《送瘟神》更倾向于展现血防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情景与防治运动在基层带来的实际影响。因此，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作品。诚然在相当长的时段中，政治强势地融入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重重空间，如果贸然脱离政治隐喻的叙事，便难以理解各项集体运动得以发动的多重动机。但是本书也有过于强调政治领导对卫生运动影响的嫌疑。如论及“文革”期间运动走向高潮的原因时，作者主要归结于政治热情、专业人才下放培养了基层人才、治疗手段的普及，这些因素归根结底都是大环境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一论断偏重政治带来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民间的传统惯性。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中论及赤脚医生制度时指出，赤脚医生的成功实践是制度与人情道德双重规训的结果。⁶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道德与礼治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情社会”，在政治动机以外，村民对于医疗工作者的奉献普遍存有报恩心态。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起私人联系纽带，在情感上拉近了距离，消弭了运动开展所面临的隔阂。当然，作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地方非政治化的因素。比如她认为在不得不就医的情况下，村民多选择自己更熟悉的、相对风险小的中医，这并不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更多的是传统的延续与现实的考虑。当我们将政治因素纳入医疗史研究时，也要警惕把医务工作归于政治支配对象的倾向。否则便落入传统政治史研究之窠臼，即使研究新题材、采用新方法，本质上仍是“旧史学”的延续。

本书的立论大致遵循两条线索：领导层发动血防运动和权力的分配；地方的具体执行阶段。在分析运动如何在基层铺开的部分里，作者又分为了干部和群众从抵触到积极参与的态度转变；预防、治疗、教育三股力量的消长；防治结构的变化几个论点。这种非线性的叙述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解血防运动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量，另一方面，各个部分的交错重合也对全书逻辑的贯通造成影响。本文第二部分的解读建立在对于《送瘟神》前三部分的综合解读之上，在整理过程中，笔者也注意到了一些叙述的重复。又如第四部分提到血防防治模式与方法的实践在初期产生了偏差，导致地方阻力增大，这一结果主要与第二部分论述相关。如此将因果割裂，难免会扰乱读者思路。

此外，作为海外学者，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有限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对于运动的解读。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对“人情社会”传统的忽视以外，文化的隔阂在语言中也体现了出来。如在列举灭螺措施时，作者提到了江西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茶叶清除钉螺的做法。“茶饼（brick tea）”被翻译为“teacake”（第131页），中文的歧义导致了翻译的错误，可能影响读者的理解。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送瘟神》仍然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作者对于“科学”的独到理解和两个相关概念的提出尤其具有启发性。防疫题材与现代科学观念的结合又与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形成了巧合般的呼应，也使得本书的立论更具现实意义，引发了读者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