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田野求真

张 学 锋^①

我1962年11月2日（壬寅年十月初八）出生于南京市黄泥冈上的鼓楼医院，今日已满花甲。

我的祖籍是江苏省丹阳县南门外麦溪村，村东为三国孙吴时期开凿的人工运河简渎。北宋范仲淹次子纯仁（字尧夫）赠麦救济困顿文士石曼卿于此，曼卿因余资建桥渡人，水曰麦溪，桥曰麦溪桥。靖康二年，开封城陷，曾知青、海二州刺史，时为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与徽、钦二宗同为金兵虏而北上，于白沟绝食而亡。其堂弟张叔千奉家人随高宗南渡，卜居润城之郊。建炎、绍兴间，叔千公历三品嘉议大夫、南道都总管、签书枢密院事、绍兴知府，谥“康懿”，是我三十代祖。南宋理宗时期，南迁五世孙千宁公将张氏本支迁至简渎河麦溪桥西，村亦因桥为名，称麦溪村。此后枝繁叶茂，宗族强盛，明嘉靖时合族已有八百余丁，与同期南渡的岳飞第三子岳霖后裔所居培棠村、保护岳霖南渡的贡祖文后裔所居柳茹村成鼎足之势，雄踞丹阳南乡及西南乡。旧志家乘所见合族有进士十人、贡士八人、举人十八人、乡贡四十余人、秀才百余人。我幼时居第曰“敦叙堂”，堂前里巷名“相门头”，皆因此而来。

我儿时在麦溪村长大，7岁入宗祠改建的麦溪小学起蒙,8岁回南京父母身边，入盐仓桥多伦路小学上二年级，10岁随父母由南京迁往苏州，安居养育巷古吴路西头（唐宋龙兴寺遗址），先后在水潭巷纯一小学（由古纯一道观改建）、学士街第十八中学（由明王鏊三槐堂、清江苏布政司改建）、孔府司前第十中学（由明税监司及清苏州织造府改建）接受基础教育，1981年9月，以苏州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本科阶段，与冰凉的石器、陶片及捉摸不定的文明起源、类型学相比，自己对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更感兴趣，觉得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现象中更能体会到人的气息和脉动。在蒋赞初先生的指导下以南朝帝陵出土砖印壁画为题，在秦浩先生的指导下以唐代石窟寺为题，先后完成了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也正是在练习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深感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历史学研究的密切关系，因此，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选择了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唐史方向。硕士3年间，导师孟昭庚先生给我的学习任务就是校读《资治通鉴》与《后汉书》以下十七史。但愚钝如我者，临近毕业才读到南北朝时期。因此，与其说自己是唐史方向的研究生，不如说是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研究生。虽以《唐代灾荒研究》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但深知自己对隋唐五代史料的了解远远不够。

1988年6月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先在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任助教，1990年该室撤销，我被归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国家政策的鼓动下，攻读博士学位在高校在职中青年教师中蔚然成风。在友人村尾进（日本天理大学教授）的介绍和帮助下，1993年春天来到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留学，这一呆就是八年。

当时的京大东洋史研究室，宫崎市定先生居家颐养天年，谷川道雄、竺沙雅章等先生已于数年前荣休，在职的有永田英正（先秦秦汉史、简牍研究）、砺波护（隋唐史、日唐文化交流史）、杉山正明（蒙元史、内陆亚洲史）、夫马进（明清史、朝鲜史）等四位教授。在各位先生的指导下，安静读书成为京都八年的主旋律。2001年初，以《魏晋租调制研究》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2001年春天，回到了阔别8年的母校南京大学。历史系从团队建设的需要出发，将我安排在了考古学专业。1985年本科毕业离开考古学专业，现在再次回到考古学科，这个轮回花了16年！

虽生于耕读之家，但家中藏书经太平天国、日军侵华及“文革”而丧失殆尽，少时所见惟父亲离家时所携《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玉台新咏》及《文心雕龙》等数种线装书，都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无甚珍奇。我自幼极不善于背诵，至今能完整背诵的古诗可能不超过10首，其中还包括发蒙初级阶段的“鹅，鹅，鹅”。对这些书的认识，是通过练字实现的。在字帖稀少的年代，上述几种古籍就成了家中的法帖，中学以后又临了几年《曹全碑》，因此，至今我都不会写连笔的行草汉字。

最早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有一天到黄鹂坊桥吴趋坊南口的南货店去打酱油，看到施林巷北口的公厕外壁上贴满了“批林批孔”的漫画。对漫画中“奴隶主贵族”这几个字甚是不解。回家后查《新华字典》所附少数民族一览表，没有找到被叫做“贵族”的少数民族。询问父亲后才知道，“贵族”不是民族称谓。几天后，父亲从单位借回中华书局标点本的《史记》给我看。当时看了些什么现在大多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暗地里觉得他应该长得很丑。此后不久的一次雪天停课时，政治老师反抄着袖管用他那乡音很重的苏州话给我们讲的“西门豹治邺”，令人如痴如醉。中学、高中阶段的历史老师魏更生、周笃行也都以其幽默的言语及人格的魅力，把我一步步吸引到了历史学的门口。

本科阶段的第一篇习作是大三上学期在蒋赞初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学年论文，是一篇关于南朝帝陵砖印壁画的习作。那时除了按规范整理相关资料外，自己没有任何想法，总觉得罗宗真、林树中等先生把这些问题早已说透了。蒋先生只是不温不火地说了句“不要着急，慢慢积累”而已。大三下学期上秦浩老师的“隋唐考古”课时，似乎觉得有了点感悟。秦老师的教学特点是善于提问题，虽然今天看来很多问题当时秦老师自己也回答不了，但那么多问题往那儿一放，就让员工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今天看来，秦老师的“隋唐考古”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励志教育。大四时在秦老师的指导下，以唐代石窟寺研究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当时的学年论文也好，毕业论文也好，今天看来稚拙毕现，但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我决心报考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虽然报考了研究生，但在当时的工作分配制度下，我已基本确定被派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或苏州博物馆。我是非常想去杭州的。1974年，12岁的我陪祖母去上虞和余姚之间的五夫看望在那儿服役的表叔时，对浙江山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尤其后来在苏州当地报纸上读到了一篇《一夜渔火天堂间》的文章，对沿江南运河上下的苏杭夜航船心向往之。因此，乘寒假期间去了趟杭州，在西湖边环城西路上的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大门前伫立良久，心想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来报到上班了。春季开学后，考研成绩发榜了，我竟然考上了。这是意料之外的事，因为那年考研的中国古代史题目太难了，一半没做出来，最终成绩也

不到60分，即使这样，我还是过了总分线。浙江所去不了了，同班的朱琼华去了。现在想来，如果当年去了浙江所，这一辈子可能就是挖良渚了，说不定在良渚申遗成功后也能被评个“最美浙江人”。

当时南京大学的硕士生是由导师组来指导的，我的导师组由历史系孟昭庚和中文系卞孝萱、高国藩这三位老师组成。导师孟昭庚先生是民国晚期进入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的，后因病转到历史系并完成学业，多少带有些那个时代的印记。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治氛围中，孟师述而不作，韩儒林先生誉其“非不能为也，是不为也”。我报考的专业方向虽是唐史，但孟师的教导却是：要学好唐史，必先学习魏晋南北朝史；要学好魏晋南北朝史，必须从东汉历史开始。当时甚是不解，但多年以后接触到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并回忆起中国国内的所谓“魏晋封建论”时，深感孟师见解之高明，这也成为我到京都后与“京都学派”顺利对接的契机。

卞孝萱先生更是著名的文史大家。从卞先生那儿，我感受到了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治学方法，更感受到了卞先生对学术研究的高涨热情。高国藩先生讲授敦煌民俗学，从高先生那儿初窥了敦煌学的门径。正因为有这样的导师组，我与同期及前后中文系的学子们也有了较多的交流，从他们那儿汲取不同学科的养分。跟孟、卞二师更属忘年之交，以至于今天我还能讲出较好的河南许昌方言和江苏扬州方言。

读研时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孟素卿先生。孟老师在“反右”后的百般艰辛之中，坚持不懈地研读《后汉书》，终成一家之言。读研期间选修孟老师的“《后汉书》导读”课，在了解《后汉书》体例、史源的基本情况后，我选择了逐条整理《后汉书》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史料作为课程作业，以补《续汉书》未列《食货志》的缺憾。孟老师对此十分赞赏，不仅给了高分，而且听说在后来讨论留校任教人选时，还大声主张：“不留小张留谁？”孟老师的这门课，对我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选择文献整理及社会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留校工作后，在承担“中国历史文选”“历史文献学”等课程之余，因本科专业情结及考古专业团队缺乏等原因，依然参与指导考古专业员工的田野实习工作，先后参与了安徽怀远双古堆（1989年）、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1991年）和镇江铁瓮城（1992年）的发掘工作。总之，与田野发掘和考古学研究并没有彻底绝缘。

1993年春天到京都大学第一次见到永田英正先生时，他告诉我为什么会接受一位我这样的自费职工，就是因为看中了我本科阶段是学考古的。永田先生是秦汉史大家，尤其是在简牍的古文书学研究上，继承森鹿三、藤枝晃、鲁惟一等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将基于居延汉简的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及秦汉文书行政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永田先生对本科生的教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例如在讲授商鞅变法时，只是复印分发《史记·商君列传》的相关内容，领着本科员工一字一句把它读通、读懂，然后请员工书面写出自己对商鞅变法的理解。这里，没有知识或理念的灌输，没有教科书整理出来的所谓意义、影响，而是让每个员工独立自由地思考。我回南大后的本科生“中国历史文选”“中国经济史”以及悦读经典（DIY）课堂上，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授课方式。永田先生给硕博士生开的课程看似是枯燥的，就是一条一条精读出土简牍。我随先生读了五年简牍，尚未入流的我（即使现在也未入流），除了倾耳静听外，未尝发一言，但从中深刻体会到，仅将简牍文字作为史料来用是远远不够的，简牍的书写格式、笔迹异同、墨色浓淡等等，无一不是简牍留给我们的原始信息。数年之后，社科院历史所谢桂华先生组织翻译“简帛研究文库”，永田先生指定我为其《居延汉简研究》的译者。译稿出来后，先生感慨道：“如果把你的中文稿再次翻译成日文的话，我的很多想法也许能表达得更加清晰！”

由于专业相近，砺波护先生是我学业上最直接的指导教师。砺波先生是全球屈指的隋唐史大家，但除此之外，他在日本史及佛教史的研究上造诣颇深。因此，从砺波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学术视野的宽广。在留学的最后两年，我安排时间学习日本史、朝鲜史，并关注东亚世界的古代文化交流，即缘于与砺波先生的交往。砺波先生那段时间给硕博士生开设的课程是“基本史料研读”和“中国中世文物资料研究”，八年间，讲授内容从来没有重复过，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回校任教后，给研究生开的课也是这两门，虽然达不到砺波先生那样的高度，但坚持不讲或原则上不讲重复的内容，则一直是我坚持的理念。这促使我必须不断地关注最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地发现新课题，与研究生们共同讨论，听取意见，促使观点日趋成熟，最终完成论文的写作。

杉山正明先生是内陆亚细亚研究的大家，夫马进先生是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大家，虽然专业相距较远，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在学术征途上的不懈努力。今天在国内学术界成为话题的“内亚视野”“从周边看中国”甚至“新清史”等视角甚至争论，其实在国际学术界都不是问题。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长年受杉山先生学术影响的结果。夫马先生以《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和天皇奖，在翻译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对中国的近世社会，即宋元明清的历史面貌有了较深的理解。

京都八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或许是谷川道雄先生。我去京都时，谷川先生已从京大退休，但依然在龙谷大学任教。谷川先生租用的个人研究室就在京大附近，每月一次，魏晋隋唐史的同好者都会聚集到谷川研究室参加“六朝史研究会”（Lの会），在谷川先生的指导下通过各自宣读论文提纲的形式研习中古史，我前后参加了7年。众所周知，谷川先生与川胜义雄先生提倡的“豪族共同体”（以教养豪族为中心形成的共同体）是理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尤其是社会史的一个切入点，但这个学说同时也遭遇了各种批评。批评者中既有中国大陆学者，也有日本本国学者，晚年的谷川先生也经常表示困惑，想找出自己的学说遭受批评的理由。我觉得，作为一种方法论，犹如竹内好提倡的“作为方法的亚细亚”一样，是观察问题的一种视角，而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对作为方法的“豪族共同体”学说，我是非常理解的，犹如理解“贵族制社会”“唐宋变革论”一样。也许，成长在丹阳县南门外麦溪村相门头敦叙堂的我，更能够理解传统乡村“豪族”的教养性、自律性及其在地域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从事专业阅读以来，有三部著作在我的认识论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一部是马长寿先生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这部分量极小的单行本，让我认识到了在历史研究领域，传世文献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可资利用的实物资料，历代正史或官方史料并不关注的问题，很多能够在这些资料中窥知一斑。在其影响下，自己对历史问题的关注点也不自觉地偏离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史，更多地集中到了地域或社会方面。

第二部是河原正博先生的《汉民族华南开发史研究》。这部并不著名的著作，阐述了中原文明随着中原汉人一步步深入华南地区的几个侧面。书中的论述，让我联想到了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初期的贵族制与封建社会》一文中提到的“美国西部片”这个比喻，打开了我对历史上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日趋均质化过程的认识窗口，更深刻地感悟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有信心对素有聚讼之府之称的西晋“户调之式”文本展开了探讨。今天，我们在研究里耶秦简、郴州晋简等出土文献甚至俯瞰中国南方的历史演进时，依然离不开河原先生在书中向我们提示的观点和方法。

第三部就是谷川先生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对纷繁复杂的魏晋十六国北朝社会的解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以教养豪族为中心形成的共同体”（豪族共同体）这个学说，不乏是其中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很多批评意见似乎没有顾及到“豪族共同体”基于魏晋十六国北朝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时空立场，用其他地区或不同时代的史料来加以评论，从而得出了“寄生贵族”等不同意见。这犹如用江汉地区或长城沿线的史料及马王堆出土的文献来批驳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学说一样，未得要领。晚年的谷川先生将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三卷本的汉译任务交给了我，觉得我或许能够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乃至“京都学派”的真实想法。经十年的努力，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译本终于面世，三卷，总1432页，129万字。

1988年6月我留校任教时，正值孟师荣休之际，对刚踏上教学科研岗位的我，孟师仅有一言：“教好书，写好论文！”在此后几十年的教研生涯中，我基本上在践行着恩师的这一教诲。

出国留学以前，我主要承担中国古代史方向本科生的“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这两门课程，同时指导考古专业本科生田野实习。2001年留学回校后，继续承担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为考古学科的本科生开设“隋唐考古”“历史文选”，与同事范金民、马俊亚两位老师共同为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先后为本科生自主的悦读书社DIY课程开设了“《史记·货殖列传》研读”“《史记·吴太伯世家》研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史料选读”等课，课程宗旨都在指导本科员工研读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课程之外，每年指导考古学及古代史学科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本科生的课重在专业基础训练，考古课程中使用的资料图片，大多都是自己考察所获，每年坚持的现场教学实习以及个人藏书中较多的国外资料，也为开阔本科生的视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许是因为教学效果良好，2019年、2021年两次被本科生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2020年被学校授予“赵世良讲座教授”及“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2年第三次被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由此被学校授予了“恒星奖”。

回校工作后的次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考古学汉唐考古方向。也曾一度在中国古代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但在强调学科专业的氛围下一时停招。政策是多变的，近年又开始强调学科专业的交叉与交融，因此我再次被安排在中国古代史学科招收硕博士研究生。自己独立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有考古学科的“汉唐文物资料研究”“汉唐史料学”（硕士生课程）、“中国中古文物资料研究”“中国中古基础史料研读”（博士生课程），与其他导师共同开设的历史学科课程有“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古史硕士生课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古史博士生课程）、“考古学研究专题”（考古学博士生课程）。迄今已指导硕士生62人、博士生27人、博士后1人、职工4人，共计94人。或许也是因为教学指导效果良好，愿做年轻人的忘年之友，2019年被研究生评为“我最喜爱的生涯导师”。

由于自己的求学过程经历了从考古学到中国古代史学，又从中国史学趋向了更加广阔的东洋史学，回南大后又回到了考古学科，因此，在被问及自己的专业方向及专业研究时，总觉得用一个既有的名词似乎难以答复。平心而论，自己最熟悉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其次是隋唐史，回归考古以后，身份或岗位上的方向又是“考古学”，于是就有了“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这样一个自创的方向，对自己的专业要求或定位是：能够运用田野发掘过程中的考古学现象及出土遗物来研究历史，让没有文字的出土遗物也能成为史料，同时希望在深厚的历史学背景下去探讨考古资料。

从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最初参与杨燕起、高国抗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的1989年开始，到2021年底，30余年间的研究业绩（不管好丑）详见文末所附《个人著述目录》。

从《个人著述目录》中不难发现，我的研究生涯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1988年留校任教到2001年回校任教这12年。当时由于身在古代史学科及东洋史学科，因此，成果以文献史学为主。从孟素卿老师的“《后汉书》导读”课堂作业开始，我便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产生了兴趣，当然上世纪80年代也是社会经济史学相对比较时髦的时期。留校任教后，在洪家义老师的推荐下参与了由唐嘉弘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的编写工作，我承担了其中与唐五代财政经济制度有关的180余个词条的撰写工作。这部工具书今天看来并不太理想，自己撰写的条目问题也不少，但这项工作对我的学术成长来说非常重要，让我有机会仔细翻阅了唐五代的基本史料，补上了硕士阶段“唐史”研究生专业学习的不足，也为今后继续从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赴日留学后，依然以中古时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为课题。我在京都老员工活学习了8年，在图书馆、资料室坐了5年冷板凳，没有发表一篇论文，5年以后才陆续撰文发表。我的阅读地点主要在京大文学部资料室。文学部资料室按学科分为A—G共7个书库，数年间，我徜徉在各书库之间，除主要阅读东洋史学、考古学、日本史学的藏书外，其他书库及各教授退休后整体捐赠的特藏库中的几乎每一本书，我至少都用右手的食指点触过。因此，自己想读的书在第几书库第几排，心里大致都是有数的。

求学阶段的读书生活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一定要精读几种前人的著作。在南大求学期间，虽然也精读过部分汉唐史料，但却无暇精读前人著述，真正开始精读是到了京大以后。精读的第一种书是大川富士夫的《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该书1987年出版，篇幅近400页，精读过程费时一年。书中引用的每一条史料都找出原书来核实，引用的每一篇前人著述，必须找出来阅读，出现的每一个人名、地名必须对之了解，加上日语单词、语法、惯用法，每一项力争做到无死角。虽然看起来只读了一本书，但涉猎到的历史文献和前人著述却不下百种，而且还基本掌握了日文的学术写作。更重要的是，《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精读完后，这部书已不再是大川富士夫的“专”著了，它也成了“我”的书。

1998年后，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史林》（京都）、《东洋史研究》（京都）、《古代文化》（京都）、《中国史研究》（大邱）、《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史研究》（北京）、《江海学刊》南京）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小亩制新证》《曹魏租調制度につての一考察 —特にその租額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西晋の占田、課田、租調制の再檢討》《论东晋的度田税米制》《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等多篇长文，这些论文构成了我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魏晋租调制研究》的骨干。学位论文主审官砺波护先生在评语中称：“各章紧密关联，郁然自成体系。”

第二阶段是2001年回校工作至今。在由历史学回归考古学的头几年，因不自信而产生的焦虑不言而喻。为尽快培养对出土资料的感情，首先选择了相对近亲的出土文字资料入手，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是《读西安出土唐姚无陂墓志》。以后，碑志研究亦成为自己以及所指导研究生的一个方向，《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等篇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撰成的。关于出土墓志的研究，如果说姚无陂墓志研究还止于单篇墓志的考释，那么，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志和南京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志的研究，已经开始成组地利用墓志了，这得益于永田英正先生居延汉简研究中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墓志所见北朝的民族融合——以北魏司马金龙家族墓志为线索》一文，则可作为我目前基于墓志展开历史叙述所能达到的水平。

此后，逐步跨入了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即城址与墓葬的研究。《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是关于六朝都城建康城遗址的研究，该文在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国内及日本、韩国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就该题展开讨论或演讲，后经小尾孝夫以《六朝建康城の研究 —発掘と復原—》为题译成日文，刊载于《山形大学歴史·地理·人類学论集》，后又被收入新宫学编《近世東アジア比較都市史の諸相》，以至于今日我被东亚学术界视为六朝都城研究的前沿学者。《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墓主身份研究》两篇，是关于建筑遗存和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以上三篇分别代表了我自己目前对城市遗址、建筑遗存及遗墓葬出土器物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

尤其是在中古都城的问题上，《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在六朝建康都城复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思考中国中古时期从曹魏邺北城、魏晋洛阳城，经东晋南朝建康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到隋唐长安城这一系列都城在规划设计上的共性及时代背景，提出了这一时期的都城既有别于先秦秦汉的“多宫制”，又不同于宋元以后的近世街市制，充分体现了中国中古时期相对浓厚的中世纪特征特征，提出了“中世纪都城”这个命题。这个命题，现已被多数三国—隋唐考古工作者所接受。在后续撰写的《“近世都城”的出发——以南唐金陵城为例》一文中，简要叙述了“中世纪都城”向“近世都城”演变的轨迹。

近10年来，我已基本突破了所谓的专业方向的束缚，对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化交流史学等学科内容展开综合考察，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展开早期东亚文明的研究。

关于江苏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遗存，读本科时秦浩老师就有所提及，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在资料整合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最早成文的报告，是提交给2010年12月举办的“东亚土墩遗存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的参会论文，后经增订，以《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性质刍议——特别是其与新罗移民的关系》为题，刊发于《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作为该文的基础研究之一，此前曾撰《圆仁〈入唐记〉所见晚唐新罗移民在江苏地域的活动》，对《入唐记》所见新罗移民在江苏境内的活动进行了梳理，刊发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性质刍议》一文刊发后，随即被译成朝鲜语文，刊发于韩国财团法人湖南文化财研究院编《湖南文化财研究》第11辑。朝鲜语文稿刊发后，引起韩国学界的关注。国立忠南大学朴淳发先生在《百济研究》上撰文，赞同拙稿所倡观点的同时，也对“新罗移民”的内涵提出了疑议。为回应朴淳发先生的疑议，在连云港市文物部门对土墩石室遗存展开更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并公布新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再次撰文《“百济遗民”还是“新罗移民”？——连云港土墩石室墓墓主群体身份的再辨析》，参加2018年4月浙江大学举办的“文明交往的意义——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历史与现实思考高层论坛”，论文刊发于该校“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编《丝路文明》第三辑。文稿刊出后，韩国公州大学徐呈锡教授译成朝鲜语文，刊于韩国公州大学百济文化研究所《百济文化》第60辑。

目前，连云港地区的这批土墩石室遗存作为唐代新罗移民的墓葬，被列入该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点，也成为连云港市建设“一带一路”文化工程的重要内容。

此外，关于朝鲜半岛及东亚古代历史文化与交流，笔者尚撰有《四-五世纪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東晉南朝——中国側の史料を中心として——》（增订中文稿《四至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刊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英文稿The Formation of East Asian World during 4^th and 5^th Centuries: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 5.Number 4.December 2010年）、《“卑離”“夫里”그리고“buri”—馬韓早期社會의 百越文化요소검토—》（《전남지역 마한 제국의 사회 성격과 백제》[全南地区马韩诸国的社会性质与百济]，首尔：学研文化社，2014年。增订中文稿《“卑离”“夫里”与“buri”》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中国中古史研究》第5卷）、《从“狗邪”到“加罗”》（《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二集）等，以上数篇，基本构成了我对早期东亚世界的初步认识。

二、基于考古资料的中古都城空间与葬地的研究

都城空间与“都城圈”是近年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课题，我最早的成果是2014年12月初中村圭尔先生主持“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都城‘都城圈’社会的地域史研究”项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渎的探讨为中心》（成稿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此后我在承担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27年度基础研究“政治、社会比较视野下的东亚都城与葬地综合研究”项目的部分课题时，对六朝建康的都市空间与葬地问题展开了阶段性研究，积累了一些认识，同时也阅读到了更多相关的论文，因此编集了《“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研究文集——以六朝建康为中心》，作为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乙种论集·第壹号，202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收录中日学者相关论文16篇，以六朝建康城为中心，为理解和讨论“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六朝都城空间为中心展开的相关研究尚集中在城市空间与葬地的研究上。作为作为日本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项目的成果，先后撰有《吳나라 수도 建業의 都城 공간과 葬地》（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编《百济研究》第65辑，2017年2月。增订中文稿以《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为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孙吴、东晋的都城空间与葬地》《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中西书局，2019年）、《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间与葬地》（《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为迎接南京大学120周年华诞，不久前澳门威斯尼斯人让每位教师提供两篇代表作，计划编集成册为母校献礼。我提交的就上上述两个领域的论文，一是连云港“土墩石室”，一是都城空间与葬地，这或许是我为数不多拿得出手的研究业绩。

自然年龄是很奇妙的，在望六临退的这两年，再也没了太多的学术热情，最终以《唐陵蕃酋像、蕃酋殿所处位置的考察》（《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文告慰已故恩师：自己曾经是唐史方向的研究生。此外，工作上只是想督课诸生，日常里只是想安静地读些书。

点校古籍是乐趣，在读书班轮读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建康实录》（线装一函八册，南京出版社，2019年。“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丁种·资料]第壹号；平装，“文学之都经典文库”丛书，南京出版社，2020年。）近期又点校了《六朝故城图考》（南京出版社，2022年），当下正在点校整理八十三卷本的康熙《苏州府志》，用以检验自己的学术积累程度。

社会服务上，更多地是为各博物馆的特展做些讲座，写些娱己娱人的普及性的小文，如《西风东渐——大视野下的早期东西文明交流》（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展”）、《从吴文化到江南文化》（苏州博物馆讲座、吴中博物馆图录）、《白太守的苏州一年》（吴中博物馆讲座）、《南朝瑰宝——齐梁帝王陵墓石刻》（南京大学博物馆）、《上书房行走：走进张学锋教授的书房》（南京大学图书馆公众号，后以《京都原来是秘方》为题，载程章灿、史梅编《书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东都洛阳的江南趣味》（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编：《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人的生活空间与生存环境》（吴中博物馆编《长安——考古所见唐代生活与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等。近期完稿的《哑巴的故事》及《有土野人的故事》两篇，则是上年纪后对儿时见闻的记录，自选随笔集《麦舟的朋友圈》的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更是闲适初老生活的象征。

当下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亦为量化的考核数据所绑架，发文看数量，期刊看等级，优秀与否看被引率，总之，学问似乎都是在为他人而做，无一不需要获得有关方的认可。刻薄一点说，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成了获取名利的手段。我深知自己能力不足，性格有缺陷，早已将这些非学术的量化因素置之脑后，因此，我不知道现有的评价体系将我的研究业绩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其实，这并不是我必须关心的事。

在评价体系相对学术化的日本，我用日文发表的5篇论文，即《曹魏租調制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特にその租額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西晋の占田・課田・租調制の再検討》、《東晉の哀帝——哀帝を通してみた東晉前·中期の政治と社會》、《六朝建康城の研究─発掘と復原─》、《墓誌から見た中国北朝時代の民族融合》，均被“论说资料保存会”编集的《中国关系论说资料》分别收入第41、42、43、54、57号，作为重要论文永久保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人文学科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国家级重大课题、省部级以上奖项更是重中之重，课题的多少，课题的等级，获取经费的多寡，标志性成果的有无，俨然成为评判高校教师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我深知自己完全没有学术组织能力，无法组成自己的团队来申请重大课题，这一点我让学校和院系失望了。我的特长在于做好自己的每件事，做不了“首席”，成不了“领军”。就像最近一篇很火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行政圈定的“领军人物”，只需要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我追求的是学术自由，不愿为各种课题所累。但若自己真有兴趣，也会参与一些课题的合作研究，承担部分子课题的研究人物，如“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全国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倭五王与五世纪的东亚世界”（日本文部科学省项目）、“古代东亚都城空间与葬地”（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中日文化交流史”（全国社科项目）、“东亚古代都城与都市网的宗教空间” （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等，力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在各种量化指标的要求下，太多的高等院校几近疯狂，古典一点说就是“其政也察察”。母校南京大学，虽难免有“察察”之名，其实少有“察察”之实，宽宏大量，留下空间，以至于我今天还能在教授、博导的岗位上呆着，这充分显示了这座百年老校应有的风度。感谢南大！

在南京大学的日常教学科研工作之外，适量参加一些学术团体、其他高校与学术机构及社会志愿者的服务工作。以下以报流水账的形式给自己的花甲述怀打上句号。

曾任日本德岛大学、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三国—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六朝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日本东洋史学会会员、韩国中国史学会会员、南京市博物总馆理事会理事、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专业委员会委员、苏州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吴中博物馆·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2年11月2日

张学锋  修订于

潮打空城旧处 石城篱门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