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严复的了解，主要是得自于一本很薄的小书《严复传》。这书才百把页，八九万字的样子，海蓝色的封面，上面有严复的书法。作者是王栻。我是1976年秋天在上海买的，2角6分。那个时候，好书很少，可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出了不少好书的。王栻这本《严复传》能够在1976年8月再版，真是难得。我1980年代从上海到北大求学，后又经历出国留学、留学回国，书架上的书屡经集散，那本1976年购得的《严复传》也丢失了。后来在一个地摊上淘到一本，喜悦之情远胜于得一个大奖，仿佛找回了自己。

我不是搞历史的，年轻时读这本《严复传》，没注意作者王栻的分量，甚至连问也没问：王栻是谁？但书中珍贵的信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终身的。比如，严复1877年3月去英国留学，同船出洋的全部28位同学名单，在这本小书的一个注解中全部登出，其中就有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名扬天下的战舰前敌指挥员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

后来这四十年里，国内也出版了几种严复传记，我都是翻翻没有读下去。我看非经济学专业的书，一般是随机翻一页，看看是否有可读的内容，如没有，就放下。在众多的严复传记里，唯独王栻的这本，除了第三章里的个别地方我想跳过去以外，其余各章节，几乎每一页都不能跳过去，都有值得细读的内容，或引自于严复的私人信笺，或录自于一百多年前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的时政言论，都经过作者的精挑细品。尤其是散布于这本小书里的二百多个注解，极见功力，许多注解本身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文章。有时，注解透出的信息，比正文还多。往往寥寥数语，就让我能进入严复的内心，理解其苦衷，进而理解作为一个与晚清民初政治关系不浅的学者之处世艰难。

这本《严复传》告诉我，严复理工科出身，是从理工科转到他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上来的，而这个转变就发生于其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严复19岁时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原本是一个理工科的大专生。翻翻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所学的功课，主要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航海，其中数学从初等数学学到高等数学的微积分。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是在140年以后的今天，也足够学现代经济学了。严复毕业后在北洋水师实践五年，分别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海军岗位上历练，到过日本、新加坡，并在战舰的岗位上随沈宝桢到台湾工作过。可以说，严复的海军履历遍及我国近、中海的整个海疆。严复在1877年被沈宝桢以第一名选中，由马建堂带到英国留学，他和他的同学的目标并不是拿英国学位，而是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先花一年时间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理工科的基础课，再花一年时间到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实习。可见，严复所获的留学机会，是晚清强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批职工只在英国学习两年，真正的课堂教学只有一年。

由于严复资质聪慧，无论在福建船政学堂，还是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第一年基础课学习，都学业优秀，这使布衣出身的严复得到了晚清改革名臣沈宝桢、马建堂、郭嵩焘的赏识。在英国留学的第二年，严复没有与其他同学一道到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上去实习，而是继续留在格林威治学院读书，而且除了与海军有关的课程以外，还读了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书。严复利用星期日，常去拜会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相互交谈学习社会科学的心得，并且成了郭的忘年交。严复一生的西学基础，就是在留英的这两年打下的。

别以为留学归来就仕途畅通。王栻先生在《严复传》里，向我们介绍了严复这个“海归”不如“土鳖”，甚至要放弃海归身份转而考土鳖的故事。回国以后，清政府仍按照原来的留学人才使用计划安排严复的工作。严复的伯乐是沈宝桢，沈宝桢本是能与李鸿章抗衡的两江总督，但就在严复归国的1879年，沈宝桢去世了，这使得严复的仕途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了他一生在政治上未获重用的重要原因。当然，整个留英人才，是按原计划留在晚清的北洋海军内的，归李鸿章管辖。

严复先是回到他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做了一年的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提拔出任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后来通过送银子，才谋到副董事长的位置，最后才升为董事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一共干了20年，一直没有进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内体制对于海归人士是封闭的。严复看到了晚清，尤其是北洋水师内部的腐败，私底下甚至说出三十年内中国会被外国吞灭殆尽的话，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还是投靠于李鸿章。甚至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想重新获得国内功名，按体制内的程序获得升迁，结果均告失败。这对于严复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这其实不但是严复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悲剧。不要说晚清政治里的顽固派对于西学是排斥的，哪怕是当时主张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洋务派领袖，也顶多是把懂西学的严复看做是“为用”之才，任命严复做个大学董事长，已经算是破格重用了。就连主张变革的国内知识界、理论界，主导潮流的主帅也不是严复，而是不中不西、基本上是从传统中学里冲杀出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梁维新所谓的“新学”，其实是改头换面的中学，只是杂之以“人造奶油”式的西学词句。王栻先生在书中借用梁启超的话指出，维新人士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从一些不成熟的译本中生硬借鉴过来，整个中国处于一种“学问饥饿”之环境中，构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学派。其实不仅是在严复时代，就是在今天，也一直是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派占据上风。为什么？原因是：受众容易接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东西，太西化的东西接受不了；亦中亦西的东西不动摇中国体制之根本，统治者欢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严复想推广纯粹的西学，只能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因此，严复一生一直处于二线，退而做思想、教育、出版方面的工作，就是办报、办学与译书。办报离政治仍然太近，严复还是不适宜。可贵的是，严复在报刊上发表的几篇时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个严氏“三民主义”。其思想核心，还是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这非常契合严复的个人阅历和地位。当然，他也不是清高之士，对于政治一直是跃跃欲试的。王栻先生写到，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董事长，严复在百日维新的高潮时，也是积极介入的。在百日维新的最后一周里，严复曾单独被光绪皇帝召见问策。一周后，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对变法维新之士恨之入骨，将维新领袖的名字一一写在其座位左右，发誓要斩尽杀绝，可严复却相安无事，仍然回到天津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董事长。说明朝廷深知严复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正派的学者，论办学、出书，还是一把好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严复在仕途上的不畅，却成全了其在办学、出书方面的事业。在晚清，北洋水师学堂是最高的军事学院，其培养的人才，不但输送至北洋水师，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北洋军阀的人脉，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从个人来看，北洋军阀问题成山，但从社会、政治、军事的演化过程看，北洋水师和北洋军阀是军队的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台阶，而严复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的董事长。王栻先生揭示，正是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后来，1912年袁世凯做了大总统，马上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董事长。其实，严复只做了9个月的北大董事长，他的教育生涯，主要还是在北洋水师学堂的那20年。

作为学人，严复的勤奋踏实，令我肃然起敬。在1894至1908年间这15年内里，严复完成了《原富》、《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10部英国社科名著的翻译，还亲自编写英语语法、政治学讲义出版，成为晚清介绍最前沿的国外社科学说的先行者和最大成就者。他自信其译文在30年内无人能够超越，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在中国，《国富论》的下一个译本——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问世，离严复的译本，相隔就有三十多年。

王栻先生就这样将一个由理科生转为社科、文科研究者的严复，将一个留英归来后漂泊于国内改革、强军、革命、复辟浪潮之边缘的严复，将一个严谨治学、正派勤奋，又不时卷入政治纠结的学人严复，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整个《严复传》，像一幅国画，清淡、雅致、高远。王栻是何人？他是从哪里学到如此高超的治史之功的？一查方知，王栻（1912-1983）是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其毕业论文就是做严复研究的，导师是张荫麟。王栻先生毕生研究严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是《严复集》的主编。这样说来，我在22岁那年买下《严复传》，乃是结交了一位高人。

我之所以将《严复传》视为珍宝，有一个私人秘密：严复生于1854年，我生于1954年，相差正好100年。自从读了《严复传》，我往往会每年都把自己与100年前的严复在当年做的成就相对比。比如，严复与我都是19岁大学毕业，严复与我都出国留学，可我比他晚出国12岁。又比如，今年是2015年，我就会去查严复在1915年做成了什么学问？我与他比，不足在何处？严复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年年要比。我这样做，其实也有由头：因为严复的像就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我每每去图书馆，总会见到他；严复的题词就刻写在我工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大楼前的石碑上，使我天天面对严复；而我的个人命运与工作机缘，又受惠于当年提携过严复的福建籍晚清重臣陈宝琛的后代——陈岱孙先生，因此我与严复先生有间接的传承关系；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更直接与严复当年的工作有关——我也从事《国富论》的研究，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强军、实现中国梦的种种问题，这与100年前严复的使命是一样的。冥冥之中，严复就像晚间的清风明月，伴我行走于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