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正在上网浏览新闻，忽闻手机响起，拿来一听，竟传来一条噩耗：秦浩兄已逝世。当时窗外虽是晴空万里，我还是顿然产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的感觉。
秦浩与我在六十多年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七同”友谊。我们都出生于上海，是同乡，这是一同；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是同学，这是二同；我们曾同住一个寝室，而且是上下铺，这就有了同室、同铺的三同和四同；毕业后我们都留校工作，成为同事，这是五同；2006年我迁入北京西路二号新村，与他同住一个院子，又成了同院，这是六同；从员工时代起，我们就在一起打桥牌，一直打到他2012年淋巴瘤病发，特别是2006年后，我们更是固定的桥牌搭档，也就是“同伴”，这是七同。加上情性相投，都酷爱文史，因而两人毕业留校后虽大部分时间不在同一单位工作，但仍时相过从，谈文论史，以牌会友，转战金陵，相互可以称得上是“挚友”。
秦浩身体一向很好，平日总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无论是办事情，还是写文章，都是一往无前，令人惊叹。即使在2012年突然发现患有淋巴瘤后，也还是谈笑如常，信心满满地与病魔搏斗。我听说，主诊的医生曾赞叹道，从未见过像秦教授这样煞无介亊患有癌症的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放疗，病情得到了控制。2013年我从无錫回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小住时，又见他忙里忙外，热心为同院前辈老教授筹办寿宴。同年10月，他又操办了他们班级入学60周年纪念活动。我与他们那个班级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曾答应秦浩回校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但因老伴突然骨折而未能成行，但秦浩还是打来长途电话，安排他们班几位同学与我通话。大概就是这长达一两个月的过度操劳，终于使他旧病复发，还发生了癌细胞转移情况。但他体谅我这个“多病多愁”的老友，一直把病情隐瞒了好几个月才告诉我。
2014年2月，秦浩终于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此后几次传来他病危的消息，又几次传来转危为安的佳音，使我不时暗自庆幸：这位铁打的汉子是不会轻易倒下的。2014年10月我因事回南京，他的公子开车送我到医院去探望他，见到他虽然瘦了许多，但精神还是焕发如常。我们共同回忆了许多开心的往事，分别时不约而同地都打出了V字形手势，彼此的良好祝愿都在这一手势中表达出来了。但是老天不从人愿，秦浩还是走了。
秦浩是系里和学校里著名的运动员。据我记忆，学校自1954年起，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历史系员工的比赛成绩，当然比不上理科的几个大系，特别是地质系，几乎年年夺得第一。但是历史系在某几个比赛项目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譬如4×100米接力，而秦浩就是个中的主力队员。他总是跑第三棒，步幅很大，两臂大幅度挥动，远远望去，似乎总是超在前面似的。我因为自己的体质条件差，无法在田径场上争雄，但却一直是校运动会的忠实观众和工作人员。在毕业以前，我总是挤在终点线的人群中，为我系运动员，特别是为秦浩呐喊助威，而他也不负众望，每年总会获得一两块奖牌。他又是校足球队的主力，踢的是足球旧阵式中的“中坚”位置。他最辉煌的战绩是参加校足球队在工人体育场以1：0战胜南京工人代表队夺得全市联赛的冠军，那天我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场胜利。
秦浩又是校内一支著名的笔杆子。从员工时代起，他就担负起系员工会或团组织的宣传工作，经常有漫画作品在校报发表。毕业后留系不久，又被校党委调去担任宣传部干事，一直干到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间有几年回历史系任教并曾任系副主任）。他起草文件，写全校师生思想动态的调研报告，布置大型展览会并草拟其中大量的文字说明，审阅校报和广播站的大量稿件……经过上级的指点和自身的努力，他终于练就了一身“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文字硬功夫。我亲眼看到他在逝世前三四年，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写出长达八万字的《家史拾遗》。他一写好就拿给我看。由于他的文笔生动，通篇可以说是写得绘声绘色，可读性极强。我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心中着实对我这位老友钦佩之至。他又常在校报或《员工通讯》上发表散文。他的散文也是写得很美的。2007年和2013年他那个班级的同学从各地来校欢聚。两次活动，都由他操办并写了盛况纪实，前一篇题为“岁月如歌”，后一篇题为“同窗甲子情”。“岁月如歌”在校报上发表后，秦浩拿给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大院内常在一起散步的退休教授看。文学院的董健说：“秦浩此文简直是篇散文诗，要朗诵出来才能尽显出它的美。”
秦浩在教学科研上也卓有成就。他1957年毕业留校，系里原是想让他参与筹建考古专业。正当他要投入工作时，学校突然要他带领几十名那届毕业留校的同学到南京近郊去劳动锻炼。一年后回到学校，又被调往党委宣传部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历经磨难后，1973年学校终于同意他回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时考古专业已经建立，但仍属草创阶段。秦浩一回到教学单位工作，就如饥似渴地补充已荒废了十余年的学业。经过一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国内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专家宿白教授的“留学”，他回系后先后开设了“隋唐考古”、“考古学通论”、“佛教石窟寺艺术常识”、“考古照相”、“考古绘图”等课程，并多次带领员工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对发展和壮大我系的考古专业作出了贡献。1992年我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隋唐考古》，这是当时国内最早正式出版的这一断代的考古教材，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他还主编或参与撰写的有《中国文物鉴赏》、《中国考古大发现》、《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江苏历代名人录•教育卷》等书。特别是《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他名为副主编，实际起了主编的作用。我亲眼看到他对这部二三百万字的著作，反复推敲、修改，连清样也审读和修正了三、四遍。此书出版后，获得国家文物局的好评，并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秦浩在1995年退休前还担任过六年学校的高教所所长。在他的领导下，高教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行政单位转变成为教学科研的实体，成为全省最早取得高等教育硕士授予权的单位，还培养了数十位研究生。今天高教所已发展成为教育科学研究院，这是与秦浩当年开拓性的领导和尽心培育人才的努力分不开的。
至于我个人，也受惠于秦浩多多。特别是近十年来，我有什么为难之事，秦浩总是我要与之商量和寻求帮助的友朋之一，他也总是尽其所能为我排忧解难。而我所能回报的，也只是帮他校译一点他在编著时来不及顾及的文稿。
秦浩走了，而且是悄悄地走了。他的夫人王家球同志是办完丧事后才通知左邻右舍和各方友好，而身处无锡的我更是无从送他最后一程。在这半年时间里，我总在想写点什么纪念他，也总是因为气管炎耽搁下来。最近终于勉力写出这篇悼念文章，并录入我未送出的挽联：
绿茵驰骋 跑道争先 遥想当年 挤坐石阶 为君喝彩
多次搀扶 几番帮带 痛思今后 再无至友 替我遮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