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的住处离南大校园不远，三幢水泥老楼构成一个独立小区，虽显得有些破旧，但正值春夏之交，草木葱郁，楼下一株枇杷树上挂满了青青黄黄的果子。三楼上，茅先生早打开了门，鹤发童颜，和蔼的笑着。 80余载人生如一条长河，有急流也有缓流，难得的是一份从容面对的心境。有幸聆听茅先生做人治学的历程，我又一次体悟到“大家”的境界。
（一）茅家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他治史执教凡50载，在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江南区域现代化 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重大学术成果面世，出版专著16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学界影响深远。其实，茅家琦的史学研究可谓是“半路出家”。 1947年，茅家琦考入中央大学。其时内战正炽。“在大学，我读的是经济学系，4年本科几乎只上了1年的课。”“1951年毕业后留在南大图书馆工作。我 在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新大陆。那么多的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图书，把我带到另一个天地。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由来，应该从这里算起。” 茅家琦转向史学领域后，在太平天国史学界初露锋芒，即招来一场政治横祸。对忠王李秀成的研究早在“文革”前的1964年就给他带来巨大灾难，却也奠定了他的学界地位。1980年的春天，茅家琦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去美国讲学访问。他回忆说：“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只邀请了我和罗尔纲先生，罗先生因 年老多病未行。我很奇怪，因为当时我在史学界还是年轻后辈，与国外学者也是素昧平生。后来我才知道，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魏斐德教授看了我文革前发表的11 篇文章，提名推荐的。” 在美国的那两个月收获丰富，他不仅访问了耶鲁、哈佛、密西根、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结交学界朋友，拓宽学术视野，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开始了解到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的专业研究人员竟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深感不安。" 茅家琦从一位太平天国史专家，出人意料地转向当代台湾研究。他带领一批研究生，走进“禁区”。《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台湾经济政策轨 迹》、《李国鼎与台湾财经》、《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等作品的发表，使茅家琦成为大陆研究1949年以后台湾历史的第一人和最著名的学者。独具慧眼的学术敏感，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自觉努力，这一切使得茅先生的学术之路走出了自己的轨迹——除了在 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代表的传统领域中不断作出新成就，开创了当代大陆的台湾研究学外，他还开辟了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等新领域，1993年出版《横看成岭侧 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一书，学界誉之为“国内第一部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特征、经验、模式的力作”。
（二）茅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为人处世崇尚黄老学说；对待人际间的种种是非，采取不争、不辩、不解释、不动情绪的态度。他说：“是是非非 让历史老人来慢慢澄清吧！” 然而他也言之凿凿：“当系主任不能无为而治。一定要抓团队建设，还有一定要抓图书资料建设。”想来这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责任。文革结束时，茅家琦刚好50岁。半百之年，却精神焕发，仿佛年轻人一样，行政、科研、教学一肩挑。他说：“要把中断了10多年的学术生涯补回来埃” 在任历史系主任期间，茅家琦引领全系师生排除干扰,化解矛盾,把精力集中到教学、科研和团队建设上,促进全系工作走上正轨。他感觉最首要的工作是学科的建 设，和同事们精心规划了历史系的学科框架,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坚实基矗这样,历史系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进展迅速,文革前的优势与特色得以保持与发展,而且增设 了考古专业。1978年申报第一批博士点时，南大历史系一下子获批3个点和3名博士生导师。随后，南大又成为在国内最早招收中华民国史专业及当代台湾专业 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在茅家琦等学者的倡导之下，南大逐渐成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重镇，但他深感农民运动热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科学研究的领域必须扩大。在他的积极筹划下，1984年南大成立了历史研究所，其中太平天国与晚清史研究室和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设立体现了这种战略构想的雏形。时间证明茅先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近年来，南大历史系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在海内外声誉日拢全系现设历史学、考古学2个本科生专业，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国际关系史、边疆学、考古学7个博士点；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国际关系、民族学7个硕士点。1995 年，该系被确定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6年，经国家人事部评审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并成为首批进入国家工程的单位。1998 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获准按历史学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生。世界地区、国别史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年茅先生的诸多年轻同事及弟子已成长为历史系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如此种种，茅先生怎不心中大慰。
（三）茅家琦先生在史学研究的成就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贡献早有公论，不过能得到那么多的尊重，也赖于他关爱青年、善待后学、平易近人的作风。2006 年弟子们相聚金陵为先生庆祝80华诞，回忆当年受学经历，无不感慨师恩难忘。员工眼中的茅家琦是谦谦长者，一派师长风范，启人心智，引导员工立大志、走正途。他曾诚恳地对弟子们说：“我们这代人被文革耽误了。你们好好干，我们做你们的人梯，让你们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走！”“人梯”二字深深地印在员工的记忆 中。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茅先生秉持慎思明辨、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告诫员工说：“史学理论的最高层次是实事求是。”他认为，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 是原始资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这也是他一贯倡导、身体力行的学风，他的著述都以文献资料丰富、实证功力强劲著称。他关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改造和创新，曾亲自为本科生、硕士生开设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在第一线讲授。在与如今的南大学子畅谈“我的求学人生”时，他提醒学子们要多读书：“现在大学的专 业分得太细。年轻人要拓宽知识面。知识面窄了，就不能发现问题，而知识面宽了，就有比较的可能，就能找到创新之处。还必须要训练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掌握治学的方法。我一贯主张历史系要开哲学概论、史学概论等课程。” 茅先生在授课中一直强调“勤奋”、“求实态度”、“时代眼光”等治史理念。对此，他细细解释说：“史学研究者必须从历史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是火 花，可以把自己变成燃起的一团火，照亮现实生活。”“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具备科学的治学精神，而且要具备人文关怀的情结。主观思想感受就是史学家的人文 关怀情结，关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潮流、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研究中获取启示和借鉴，既有助于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也提高和丰富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境界，如此，史学就会走出考据的藩篱，贴近现实社会和人类生活。” 说到此，茅先生却是话题一转，语气沉重：“这几年因为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和终审组召集人，我读了不少稿子。我看到了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 化，也看到了不少社会的阴暗面。我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根子还是要提高人文精神。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人文精神来支柱，迟早也会异化。”“对学者 来说，学术成就也是要建筑在个人的道德基础之上，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学术成就的精神支柱。比如我的老师罗尔纲先生，他的巨大学术成就的精神支柱便是无私无畏。” 抬眼望去，我发现一个老学者的忧思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他的脸上。千禧年之际，茅先生曾写下一篇简洁的自传《白下读书五十年》。自述从21岁进大学以来，所走 过的道路大体可分成五年“十年”。第一个“十年”，在学术海洋里浮沉摸索；第二个“十年”开始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第三个“十年”荒废了大好年华；第四个 “十年”加深和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第五个“十年”解除了行政工作，能够集中时间考虑学术问题。转眼又是第六个“十年”，他补充说这“十年”主要是看 书、思考、写作，正着手撰写《罗尔纲学术评传》。茅先生虽已逾八旬，却清瘦矍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问及他的养生之道，先生淡然而笑：“哪有呢？要说有， 一是少牵挂身外之物，二是不要停止用脑。” 书香伴一生，思索永不止，因此先生的学术生命是绵长的。